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该运动之所以爆发，实乃中西文化相交引发的多次冲突并促成国民的逐步觉悟之产物。自西方文明输入后，“凡经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这种冲突与觉悟总共历经七个时期，概而言之，最初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伦理的觉悟”。这是因为，东西伦理观念的根本差异，正是“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中国要“建立西洋式之新社会”，最终有赖于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变革。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人在应对内忧外患的长期过程中，逐步感受与认知的结果。它高喊“打倒孔家店”，在“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中，将以“孔教”为标识的传统文化推到“理性的法庭”上，使之遭到“最无情的批判”。
———摘编自颜德如《社会大变局与大趋向之中的“新文化运动”》
材料二 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的确，思想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真正形成爆发式效应的则是五四运动的推动，五四运动是使得思想意义上的革新转化为现实的运动。
———摘编自陈殿林、郝新宇《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再评价》
（1）根据材料一，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 陈独秀认为，产生义和团这个怪物，原因在于：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孔教；第四、以儒释道为精神的中国戏剧；第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由这五个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摘编自《克林德碑》，《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期
材料二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看不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看不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看不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
——摘编自《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周报》1924年81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此时陈独秀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此时陈独秀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明清以理学为正统，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大兴“文字狱”。由于控制加强，书院制发展到清代就完全官学化了，导致古代中国教育之路越走越窄。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并评析中国古代教育制度。
材料二 古代帝王对子弟的教育更是重视，汉高祖皇帝晚年手敕太子书：“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及登基）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明）梅鼎祚《两汉文纪》
（2）依据材料二，指出汉承秦制有所因革的具体表现。分析材料二的史料类型及其价值。
材料一 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己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特别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作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儒家。
——选自孙景坛《百家争鸣新论》
材料二 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又诏革衣服之制⋯⋯改国姓为元氏姓，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选自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三 有西方学者认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文明与发展可能有一半来源于中国。⋯⋯造纸术经阿拉伯人引入葡萄牙，在13世纪到达西方，廉价耐用的纸张很快取代了欧洲长期使用的羊皮纸和小牛皮纸。……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材料四 明朝初年，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明成祖遂派郑和下西洋，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一艘船可容纳千人。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郑和及其团队，开辟了蓝色海洋的“郑和时代”，对世界影响深远。
(1)据材料一，概括作者对“争鸣”的主要认识。
(2)据材料二，指出作者所评述的历史事件及其观点，并据此谈谈我们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
(3)据材料三，概括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
(4)据材料四及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下西洋取得成功的原因。
6 .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一定的自己的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另一个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
共产党人正因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政治主张
人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应该强调的原则是“理解——转化”：理解人类在古今中外所曾经有过的各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从那些与“我们的”和“今天的”东西不同的多样性中吸取智慧，并将之转化为创造的源泉。
古今中外文明的碰撞很可能就是孕育生机的时候。以西方人对近代科学的理解，中医学几乎不能算是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但是在数千年中，中医学家们不断地把经验事实融汇其中，并加以精巧的安排，从而使之最终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架构。来自传统社会的、非狭义科学的东西在现代并未被科学的东西完全取代，而且它目前的进步也开始借助于科学的手段，这一点似乎能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转化）提供某些启示。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
评析材料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摘抄材料原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1895年，法国摄影师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世界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将铁路交通与电影内在的相似性，置于城市的场景中，将工业化、现代化的真实城市与速度、电影、城市融为一炉。1896年上海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搭建了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此后北京及内地，电影放映日益增多。“默片”时代，由卓别林担任主角的美国电影在中国颇受欢迎，《摩登时代》中，卓别林以滑稽、幽默的艺术形象，塑造工人成为大机器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带给人们无尽的欢笑和泪水，更留下对社会弊端的无情戏谑和讽刺。由于外国影片输入中国，多具文化侵略的性质，引起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摄制“中国影片”的愿望。从1896年到1932年，中国本土电影从无到有，获得了长足进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国产爱国影片的影响不断扩大，改变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业传统分布状况，并对战后中国电影及其文化面貌带来较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刘艳《民国时期上海电影业》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影片逐渐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与此同时，引进的苏联影片风靡一时。苏联电影叙事大多贴近中国的时代发展诉求，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提供注解，激发民众投身工业化建设的爱国热情，借助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产生了思想分歧，最终演变成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电影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电影文化的交流几近停滞。
——摘编自揭祎琳《新中国成立初期美苏影片的历史交接》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着手改革电影发行放映体制。1979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恢复了早已被破坏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电影发行体制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1995年，广电部发布《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将中国的电影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向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业实施加快开放策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和数字化。
——摘编自唐榕《新中国60年电影体制与电影市场之发展流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十九世纪末中、西电影业兴起的异同，并归纳近代中国电影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二十世纪50、60年代中国电影业的变化。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以来推动中国电影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摘编自张之洞《劝学篇》
材料二 在梁启超看来，“中体西用”论者所要学习的西方技艺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枝小节；相反，被他们视为“本”或“体”而不愿加以改变的……才是应该先变、大变的。
——摘编自吴一泉《“中体西用”说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三 “中体西用”没有引导中华文化成功地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中体”已不具有先进的凝聚核心作用，在现实中成为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另一方面，“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并没有实现“中体”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文化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中国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苟延残喘。
——摘编自王艳华《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1）根据材料一指出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直接目的。结合所学知识，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材料一中的“中学为内学”的主张。
（2）概括说明材料二、三分别从什么角度去否定“中体西用”思想的。
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进行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