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
材料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李鸿章（1823—1901）《筹议海防折》
材料二 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努力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各种思潮竞相发声，包括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然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内涵，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中国人为回答时代之问，做了哪些探索？(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救国方案。
材料一：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升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自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
——摘编自苏纪兰《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摘编自杨文鹤《海洋与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基本海洋政策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先进人物的海洋经略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背景。
材料 建设工业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为建国方略提出的。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57年，毛泽东将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列入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周恩来说明工业现代化“包括交通运输在内”，因而“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再被单独作为一个现代化概念。1960年，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便被完整提了出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首次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规范表述，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探索“四个现代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意义。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材料二 清末民初，随着政府所主导的大范围测绘的渐次展开，以及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中国制图技术逐渐跟上了西方的脚步，近代制图理论得以初步形成。不过，传统制图技术仍然是清末中国地图制图学的主流。民国时期，《申报》地图集、专题地图和大量的小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制，标志着制图技术由传统旧法向近代新法转变。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或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促进了西方制图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改编自乔卫等《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对中国近代制图技术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东方闻见录》的价值。简析“中华帝国及文化”在意大利开始流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加以解读。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三教合祀庙宇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改革在瑞士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宗教文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停刊于1926年7月，它经历了由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的启蒙刊物向中因共产党党刊（1923～1926）的转变。《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始终肩负着中国思想解放的时代使命。《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人的视线，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宣传平台。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内容。中共二大之后，《析青年》改组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由瞿秋白担任主编，出版季刊（1923.6～1924.12）。这一时期《新青年》的文章更多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后因国内外形势复杂，杂志不能如期出版，于1926年7月终刊。
——摘编自王泽、高天宇《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党内的一些党员以及社会上一些群众在内的小部分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了解。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各种学术批评、讨论活动在《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展开。报刊所组织的学术讨论活动正好给了大众一个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吸收和采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有利于广大人民共同进步。报刊对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消除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报刊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各层次、各领域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真正被普及。
——摘编自张海丽《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发行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青年》宣传内容的阶段性变化，并分析该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相较于近代的不同之处，并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