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没有一个强有力国家组成民间社会时,基督教居然能够维持,这是欧洲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教会有能力把世俗的目标经由宗教条例合法化。最初,教会把一周7日的第一天礼拜日定为“主日”,在这一天,任何不得攻击他的敌人,以营造一种比较和平的社会氛围。不久以后,又陆续发展出各种圣日,在圣日也不能攻打敌人。而后,又提出所谓“神的休战日”;还规定在集市的日子不得争战

——[荷]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

材料二 16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首岁教捐法规定”,主教等高级教士就任新职时不得将圣俸收入交给罗马教皇,而应将第一年的全部收入,及其后每年收入的1/10上缴英国国王。“禁止上诉法规定”,有关遗产继承与婚姻方面的案件不得从坎特伯雷大主教法庭或约克大主教法庭上呈现到罗马教皇法庭。“自尊法”规定,国王及其继承者应被尊为英国教会在尘世的惟一最高首脑。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

材料三 “神”与人是不能直接交往的,它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教会。如果神与人能直接交往,信徒们不必借助教会就能得救,那么教会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教会更为危险。教会要保持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地位,就必须具有解释神启真理的能力。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释神启真理,他就不能抛弃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方法。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皇帝内经》认为,外在气候反常,内在情志刺激,皆致病之源。气候反常谓之“六淫”,情志刺激谓之“七情”。这些因素同样要分阴阳,如风雨寒暑邪从外入,属阳;起居失节病由内生,属阴。抗病之力谓之“正气”,致病之因谓之“邪气”,等等。故疾病表现虽千变万化,其因不外正邪消长,阴阳平衡等数端而已。

——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材料二意大利医生维萨留斯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结构》一书。该书挑战了盖伦的医学。维萨留斯对解剖学的贡献为医学从传统形式到现代形式的转变做了准备…例如,英国医生威廉・哈维于1628年在维萨留斯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发现了血液循环规律,从而推翻了盖伦的血液理论。哈雏通过解剖发现,心脏的收缩驱动血液进行循环,否定了盖伦认为肝脏导致血液循环的错误观点。

——刘默《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材料三   在西医以外科见长的西医优越论刺激之下,中医以内外兼治的论点攻击西医只知有形、不知气化,只知剖割、不知调理的“野蛮疗法”。而西医方面除了以内外皆有形的实验科学还击之外,还着力建构外科在整个西医体系中的至高地位。西医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中医以无应有形......

——赵婧《西医手术技艺和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材料一   《四洲志》是近代第一部国人所译的外国史地学著作。编译时，林则徐有意地调换了原书中介绍国家的顺序，按照亚洲一非洲一欧洲一美洲的顺序进行叙述，遵从了中国人以“天朝上国”为世界中心的习惯。他将选编的重点放在各国的兵制、统治情况，以及历史中对外交战的情况。从《四洲志》可以看出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器物，而缺乏对于自身政体缺陷的反思。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后果只能是空想出一个自己认知框架内的西方世界，而完全无法从根本上理解西方人的政治体制乃至于思维方式。通过林则徐在鸦片版争中的表现，也能看到这种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李昊洋《从〈四洲志〉看林则徐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影响》

材料二   1874年冲正修编纂出版《支那地志略》，开创了近代日本编纂中国地志之始。该书吸收西方人有关中国的记录和研究成果，诸如经纬度的利用，新式地理词汇的使用等。该书作为当时日本人的学习教材，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读本。此后，日本人通过收集情报，来华实地踏查，翻译中国和西方人著作，编纂地志研究和认识中国。1880年高田义甫编纂有《清国地理小志》，1882年岸田吟香编有《清国地志》，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在华调查资料编有《支那地志》，1893年安东不二雄编有《支那帝国地志》，至1894年前，日本编纂中国地志达到一个高峰，也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到达一个小高潮。

——摘编自郭墨寒《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

材料一   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礼法结合的理念与制度成果深刻影响到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法制文明建设。儒家纳礼入律，借助礼义道德的力量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封建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其禁锢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难以成形……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传统“礼法治国”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并不因为传统而过时，关键在于要与世推移，以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

材料一   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

——【德】曼弗雷德.马伊《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

材料二   在法国大革命中，最值得称道的制度就是《拿破仑法典》。随着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革命的自信、乐观和豪迈就被带到了全欧洲。这时，各国王室就不只是瑟瑟发抖，而是屁滚尿流了。然而，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重要，进步必须以维护正义、保护传统为基础，自由民主必须强调法治和秩序。因此，保守主义成了矫正经典现代性的第一股力量。拿破仑再怎么代表崇高的理想，侵略就是侵略，每个民族应该自己团结起来，实现独立自主，捍卫民族的生存和荣耀也是人的重要责任。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

材料   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简单地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地出现。譬如说：汉武帝继承汉高祖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而单独推尊孔子，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这还不过是说孔子因政治的变迁而变迁；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近人梁启超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

——摘编自周予同《孔子、孔圣和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