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材料一 朱熹主张通过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儿童只有从小明确了每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才能正确地树立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读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读书能唤醒内在“善”，使得个体得以成长，完善自我生命。在人际交往等方面他也提出了一整套的修身立命的教育思想。朱熹的家国情怀具有古代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性，他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表现，“万物皆有此理，皆出于一源。为君须仁，为臣须放，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由于朱真的自身经历，他提出“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的论说，他认为“忠”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还是从上到下都应践行的准则，他把“忠”置于天理之中，大力论述了其价值的合法和合理性。

——摘编自甘秋月《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亡国”与“亡天下”加以辨析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黄宗羲也指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忠于一家一姓的狭鹽爱国主义，具有极大地进步意义，为近代爱国志士们所推崇和景仰。

——摘编自戴叶《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思想》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他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此外，康有为还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

——摘编自邓林华《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

材料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部反传统，他们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猛烈的，对儒家糟粕的攻击是激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它是一个整体，文化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即使是它的糟粕，也与儒家文化的精华乃至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它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部分受到猛烈攻击时，它的整体框架便动摇了，人们甚至会怀疑它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就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摘编自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材料     一部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西文化全面交锋、对抗、排拒、吸取、融合的历史,一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全面的历史。梁启超在1923年就概括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一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一一“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一一“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而第三个时期涌现了大量的思想成果。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纷纷涌入中国,通过反复比较、分析鉴定,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功。

——摘编自郝振君《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

材料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仁”的崇尚和济世的目的，子贡毅然选择经商这条途径来积累财富。当他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并未骄奢自满，而是将财富用来资助需要救济之人。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子贡始终把“礼”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经商逐利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能否做到不被金钱蒙蔽双眼，不攫取不义之财。子贡很快由“富而无骄”上升到“富而好礼”的崇高境界。正是因为他极力奉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子贡在商界赢得了较好的信誉，纵观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和丰富内涵，可以发现其不仅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行不悖，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唐金培《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