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将三大全刊赐天下。自此，三大全成为全国各类各级学校的核心教材。《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五八记载：“（此萃）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

——摘编自刘爱华《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材料二   1877年5月，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旨在为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编详用于课堂教学的文本资源。由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组织，“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到1890年，据统计，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出版、审定书籍图表98种189册。其中，供给学校教学采用的教科书有数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

——摘编自吴洪成《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早期学校教科书》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主要汲取了苏联经验、延安经验和民国经验。1950年12月，我国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调入一批高水平人才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实行中小学教科书国家统编制（又称“国定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1996年10月，根据需要，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对“教材审定制”作出了详细安排及规定。

——摘编自卢德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