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此事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借伊犁，法国之吞东京，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他，势极形危险。盖自庚申一炬，中国始知他图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已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
——曾经泽《中国先睡后醒论》（1887年）
材料二 康有为曾经说道，越是了解“西学西理”，越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他进一步指出，孔子改制最核心的主张即三世进化，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君主制到立宪制再到民主制的进化，这是孔子借《春秋》而阐发的微言大义。如此，则维新变法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必要性。
陈独秀认为“孔子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年前，原本就是服务于封建君王的专制统治的，这种泯灭个性的儒家思想伦理禁锢，必须破除，“儒家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摘编自王鹏燕《康有为的孔教观与五四时期的反孔思潮》
材料三 中华民国成立后，和平、秩序和统一并未出现。道德沦落、君主复辟和军阀割据长期困扰着孙中山，他求援的西方政府只支持各地军阀，对他发展中国的计划完全不感兴趣。而受过西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纷纷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思想领域进行激烈的变革，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开始大量涌现，以追求知识和言论自由的北京大学则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称赞布尔什维克革命能媲美法国大革命，是“伟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
——摘编自徐中约（美）《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从思想史角度概括并评论材料中的“先睡后醒”。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和陈独秀对儒学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禁止技术外流，以维持其工业国家的主导地位。此时，英国全面领先，成为美国的效仿对象，（美国）各州纷纷亮出政策，吸引人才，引进技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就是在人才政策吸引下来到美国的。除了拿出吸引技术人才的政策，美国政府还设立鼓励出售技术秘密的专项奖金，并派出间谍，窃取英国的机器图纸和技术。作为后起追赶国家，美国采取了很多手段来获得工业技术，或自己创新，或投资购买，或人才引进，从而突破了英国的技术封锁。
——摘编自韩毅《美国工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在苏联的帮助和我国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然而，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而妥协，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大无畏精神，带领广大干部与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计地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消化吸收，新中国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底气。
——摘编自董志凯《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一新中国科技发展回顾（1949~1978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美国突破英国技术封锁的措施及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突破外部技术封锁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以“宪法为依据，国会为基础，司法独立为根本”构筑成其理想中的“法治大厦”。梁启超指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以为法治前提，否则法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启超认为，民权是立宪的基础，立宪又可以保障民权。唯有兴民权，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梁启超不仅是司法独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司法独立原则的积极实践者。他认为，司法独立是立宪国的第一条件。
——据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法治思想的进步之处。
材料三 从1950年开始，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选举法等法律法令。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制定法律、法令、决议及法律问题的决定127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几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颁布后，通过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写入宪法。
——摘编自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3）阅读材料三，概括指出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立法的侧重点有何变化。并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立法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1783-1933年美国实行了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时期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期。就整体关税来说，1789-1816年实行的是财政关税，1816-1863年是保护关税。在此期间美国先后制定了一些重要关税政策。受欧洲贸易自由化影响，1848-1860年，美国进口税率从60%下降到了20%一30%，结果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861年，通过新关税方案，将进口关税提高到了47%，1890年，选一步提高到了49%，即使到了1913年，美国进口品的平均关税仍旧高达32%。1930年，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到了53％。在较高关税保护下，美国对外贸易规模逐年扩大。
——摘编自田索华《对外贸易保护与美国经济崛起：1783-1933>
材料二 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郑观应力倡保护关税。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实行的进口税畸轻、出口税畸重的关税政策，实为“困商之虐政”。为“决胜于商战”，建议师法“泰西税法”，“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重订税则，厘正捐章”。他建议对于出口货物，“税宜从轻”，“以广去路”；对于进口货物，“一律加征”以“重税以遏来源”，尤其是对那些“非日用所必需”之物，“虽加数倍亦不为过”。
——摘编自彭立峰《晚清海关关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贸易保护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述郑观应有关保护关税的主张，并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背景。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本主义理论高度适应了农业化推广、深化的文明趋势：以力农、重农为基调的生民利民主张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法家的重农抑商观念相互呼应，推动定居农业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化时代的极致水平；序上下、齐万民的教民、化民略与法家的刑治主义相互整合，极大地充实了集权体制的人文理性与实用智慧，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升华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具制度张力与弹性的集权形态；重视民情民意的保民得民理念与墨家兼爱交利思想、法家富民强兵的耕战取向相互补充，形成了管理、凝聚广土众民相对有效的农业化治理模式，帮助历代王朝蓄积起古代世界极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刘慧娟《论中国的民本思想》等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洛克、潘恩、杰斐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等基本思想。
西方的民主理论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讨论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既不可转让，又不能剥夺；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是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防止专制制度出现，应当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摘编自吴巨平《略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在精神实质上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根源。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忱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简评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
材料一 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到神宗朝时，人口约有百万之众。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市场上的商品有来自各地的粮食、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等，还有来自日本、高丽和大食(阿拉伯)等国的货物。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市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是娱乐的中心。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唐宋之交，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让整个社会有效凝聚起来，让国家的长远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根基，这是张载所深思的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就是张载给那个时代的答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宋朝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张载四句名言的积极意义。运用唯物史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明材料一与材料二的内在联系。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读通鉴论》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王夫之不信“正统”论，“五德始终说”等传统历史观，主张“趋势更新”。
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同时，王夫之主张“理势合一”的历史观，所谓“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理”就是历史发展规律。“理势合一”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一致性。除此之外，王失之认为治史应该“垂于来今以则”，批评宋元以来“浮谈”的学风，主张“求适于用”。在民族观上，王夫之认为各民族之区域、气质、习俗都不相同，故不可共处，主张对少数民族应“暴则惩之。顺则远之，各安其所，我不尔侵，而后尔不我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的史学观。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试评价王夫之史学观。
材料一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
材料二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三 李贽认为，“童心者，心之初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李贽的“童心”说深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二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价值取向相反。李贽强调“童心”即“私心”，注重物质利益的价值，形成了以物质利益为本位的个体价值格局，并显示了儒家价值哲学从以道德为本位的群体价值格局向以物质利益为本位的价值格局转换。李贽认为“童心”不以“闻见道理为心”，“闻见道理”就是日常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理学家所指的“天理”。
——摘编自刘兴邦《童心与良知的价值背向》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孟子在人性和政治方面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
（2）概括材料二的思想主张。与材料一相比，指出两者关于“良知”主张的共同点。
（3）与王阳明的“良知”说相比，材料三中李贽的“童心”说有何不同？结合所学，运用唯物史观简析李贽思想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先秦时代的经典中，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内容无湖；不关注于讲究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研讨学问、如何治国理政以达于济世安民等。如果我们说，广义的先秦诸子之学，是我们传统学术的基石与经典；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时承认，“经世致用”既是构建传统学术体系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也是学术精髓与学术宗旨之所在。
——摘编自孙家洲、高宏达《“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定位与诠释》
材料二 这些学者（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朱舜水等人）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务突变.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是为政治而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点：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孟子“济世安民”的政治主张。
（2）据材料二，分析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兴起的时代背景。结合所学知识，阐述黄宗羲、顾炎武“为政治而学问”的具体表现。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经世致用”历史地位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