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国图志》超越了当时多数中国人视野所能触及的地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书中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是近代国人谈世界史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迫使人们思考西方何以强大而中国何以落后。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编撰的范围由地理和历史逐步扩展到工商业，并由风土人情扩展到经济、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介绍。

——摘编自徐其成《〈海国图志〉对于促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功用》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拉开预备立宪序幕，梁启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并撰写《责任内阁释义》介绍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以供清廷借鉴。但是“皇族内阁”的产生，让其黄粱梦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顺应时势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被重新包装。革命派主张共和，对梁启超说法不置可否，而此时袁世凯态度又暧昧不明，梁启超算是孤军奋战。在形势逼迫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拾起曾一度否定的民主共和制，完成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思想转变。至此，梁启超政治立场的纠结基本走到了终点。

——摘编自李泽鹏《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北宋仁宗（1022-1063在位）时期，面对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宋儒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 熙宁改革”，都是在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明清思想家将实学推向高潮，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明王朝覆亡的痛苦中，反思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顾炎武强调学术一定要从经书和实际生活中得来，强调学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的问题，后来乾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光大。梁启超指出“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

——摘编自葛荣晋《论宋代实学》

材料二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毛泽东郑重发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呐喊，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闪耀实事求是璀璨思想光辉的精辟论断。……从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相继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及相关要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从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精确研判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对解放战争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和相关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推动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

——摘编自武文豪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及其新时代意蕴论析》

材料一：胡人政权为了争取成为中华王朝而采用了中国政治制度，这个政治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民族集团主动汉化的最重要的原因。……胡人民族集团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统治中原地区，结果是让胡人社会自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政治制度上的中华王朝化、文化制度上的儒学化，经济形式上的定居农业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地缘化。五胡十六国时代之后，曾为中华帝国之强敌的匈奴以及氐、羯，再也没有作为一个民族集团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羌变成了一个小民族集团，鲜卑也在进入隋唐时期后逐渐消失。……历史上非汉民族集团的汉化，不仅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文化自身原本没有“民族”属性，它的门户始终是向着所有人敞开的。

材料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建设“中华民族”这一点上。为了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首先提出了建设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小中华民族思想”。然而当意识到中华民国应该继承清王朝的疆土与属民时，他们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提倡“五族共和”的阶段，最后落实到建设“大中华民族”，即同化中国所有民族集团建设一个中华民族上。“大中华民族”是被作为实现国民统合的象征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建设“民族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国族”，共内涵已经超载了“民族”的层次而具有“国民”的性质。

——以上均摘编自王轲《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   1955年聂荣臻抱病到重庆等地的军工厂调查，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国防科技的落后。1956年，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疾呼发展尖端国防科技，这一意见得到中央领导支持。同年，他亲自参与领导制定了国防科技建设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一星”，他积极组建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60年代初，苏联单方面停止援助，国防尖端项目陷入“下马”危机，聂荣臻顶住压力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实行行政和技术“两个系统、两条指挥线”，强调科学家的事交给科学家去办。他还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多次组织钱学森等老专家为大学生和技术骨干上课。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我国在国防科技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周萌《聂荣臻与新中国国防科技建设》等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主要代表的洋务派，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质疑儒家经典、科举取士的现实价值；首倡学习西方科技，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提倡学习“西学”，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掌握西语，了解西技。这是中国近代人才观变革的开端。

——摘编自胡婵《洋务运动时期的人才观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根据新的人才标准，洋务运动时期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具体见下表

洋务运动时期所办新式学堂简表

——摘编自王哲《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三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从1978年到1992年，我国教师总数由899．4万人增加到1036．7万人，高校毕业生由16．5万人增加到60．4万人，科技人员总数1978年435．68万人，到1992年，仅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就上升到 1759．7万。图书馆由1218个增加到 2558个，县级文化馆由2748个增加为2900个；1979—1998年获国家发明奖290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297项；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6651．9亿元。

——摘编自罗洪铁等《邓小平人才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