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部分）
| 代次 | 出生时间（年） | 代表人物 | 职业 （或身份） |
| 第一代： 晚清一代 | 1865—1880 |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 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 |
| 第二代： 五四一代 | 1880—1895 | 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 | 教授、报人、编辑、 作家等 |
| 第三代： 后五四一代 | 1895—1910 | 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 | 革命家、理论家、文家等 |
——摘编自许纪霖《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三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分别做合理解释。
材料一：中国人如何称呼来自遥远欧洲的人群，在近代中外交涉历程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1832年，中国官员在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的批文中按惯例称为“该夷船人……”，英国船长认为“夷”意指“barbarians”(野蛮人)，为此大为光火。 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虽称欧洲各国为“西夷”，但也指出“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并明确提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1858年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朝廷文书中原来使用的“夷务”随后也改称为“洋务”。
——摘编自马戎《西方冲击下中国的话语转变、认同调整与国家重构》
材料二：1895年，面对大国地位的衰落和中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各自的方式展开救亡运动。1895年发生或萌发的诸多事件，加速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对近代中国有着多重意义。
——摘自孔亭《1895年：近代中国的多重意义》
(1)概括材料一中近代中国人对欧洲国家称呼的变化，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救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并分别结合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开展的救亡运动，分析它们在“加速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上的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哀世凯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如何能够使得那个时代真正走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推翻帝制，成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那一代激进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重心。他们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为旗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材料二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少数几个，“五四”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后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多达四百多种。1919年12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中提出了自己构制的新的社会蓝图。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明末海上新航路的开通为中西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乐西传的序幕。而中国的“礼乐”经由传教士之笔构建了早期中乐西传欧洲的主要内容。清代前、中期是中乐西传欧洲的繁盛期，一方面多姿多彩的音乐如歌曲、器乐、戏曲等纷纷被介绍到欧洲，各类介绍中国音乐的专著及综合性著述也日渐繁多：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对中国音乐的接受热情迅速升温，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戏”以及引用中国曲调为素材创作中国风格的乐曲等。
——摘编自李冉《明清中乐西传欧洲的初步研究》
材料二 1902年之后，一些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选择欧洲和日本歌曲填上符合当时国民思想感情的歌词，从而形成了“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知识分子把“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编成歌词，一改传统音乐晦涩、缓慢的风格，配以旋律，用力度对比大和更加鲜明的和声处理，再加上简单的曲调和歌词，表现人们反压迫争自由的激昂情绪，用来作为唤醒被压迫民众奋起抗争的号角。1919年成立的“北大音乐研讨会”开始将中国元素与西方音乐进行结合，施行美育来抵御文化入侵。
——摘编自赵典崇《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中乐西传”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西音乐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期，晏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礼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他看来，人在其本性上原本相差无几，只是由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导致彼此道德品质的差别。因此，孔子认为，要想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个体的内心自觉，“我欲仁，斯仁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侧重于要求社会关系双方对已克制权利的索取、对人克尽义务的相互性。《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人必须“以诚载道”方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并认为“民无信不立”，必须“言而有信”、“敬事而信”方能立足社会。
——摘编自周庆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
材料二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西方文明充溢着追求自由、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因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保守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更加向往独立与自由。他们认为世界万物一切价值虽不必然为人所创造，但都是人所经验可及的，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人还倡导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实现个人价值，强调自主、自立、自我奋斗。“人是生而自由的”，“确信和崇尚人类合乎逻辑地推理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宣扬“科学万能”等。
——摘编自孙兰英陈嘉楠《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时期先哲提出的有关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主张，并分析这些主张的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中国相比，近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一 作为一种世界观，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在欧美思想界拥有极其广泛的影响，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核心内容“宿命”、“等级制”和“奴役”、“优胜劣汰”,诸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标签”。
——摘编自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
材料二1895年，严复在其译述的《天演论》中，阐释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种族与种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种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是强横者，谁就是优胜者，就能生存下去；谁是弱劣者，谁就要在竞争中失败、灭亡……不到几年《天演论》便成了一般救国人士的理论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名词也便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了。
——摘编自李云泉主编《中西文化关系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热词在中西方流行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 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材料二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道心”禀受于天地，为“理”之体现，至纯至善，虽下愚小人亦皆有之。“人心”则生于形体之私，善恶相混，驳杂不纯，虽上智君子亦不能无。道心、人心既集于一人之身，即须以“精”“一”功夫加以扩充制约。精，一之道，其一则在“内省”“居敬”，其二则是“践履”“格物致知”。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程朱理学中“理”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程朱理学在宋朝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840年，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蹒跚地走入近代。随后的一百余年里，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柬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进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材料三 “鸦片战争一阵疾风，吹荡了沉寂的知识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议会制度、总统禅让等。他们的思想深处，滋生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
——摘编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材料中的“脱出常轨，改道变形”指的是什么？
(2)指出材料二中三幅图片反映的共同主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因“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而采取的探索分别是什么？并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主要趋势。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
材料一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二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二日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1)根据上述两则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并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材料三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2)从材料三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 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春秋时代，文化种子埋藏在贵族阶层。孔墨新生机，从下层崛起。此时期为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之表现时期。东汉末，文化种子埋藏在大门第，而不免为老庄清谈所腐蚀。唐末五代，文化种子或则逃避至十国、如蜀、如唐、如闽、如吴越，多数都埋藏在山林寺庙与书院中。直到宋兴六七十年后，始有起色。元末埋藏在社会下层，当时南方经济好，书籍流传易，故文化种子得到处留存。清朝入主，文化种子埋藏在社会各阶层者，亦深亦厚。
——摘编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选取中国古代史整体、部分或某个朝代，对材料中的观点提出看法，并加以阐释。(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