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徒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阅读材料，谈谈你对两税法不同看法的认识？（逻辑清晰，史论充分）
材料一 “攘夷”这一强烈的目的意识，使维新领导者们的思想有着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当时攘夷是行不通的，从而转向了积极的开国论，即通过学习西方，由“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而最终实现攘夷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利用天皇的权威和民众的纯朴信仰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崔世广《明治维新的思想历程刍论》
材料二 责任感和时代要求的结合，促使他（亚历山大二世）充满活力地在其任期的头十年中完成了改革的绝大多数工作。……在其统治末期，他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以及俄国的悲剧在于他没有明确的思想……不知道该怎样把其基本保守的本能和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要求协调起来。由于不能高瞻远瞩，所以，他在许多同时代人眼中……有时像个改革家，而有时则又像个改革的反对派。
——【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治维新领导者思想的“两重性”。
（2）根据材料二，分析他在统治末期“悲剧性人物”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请你谈谈从俄日两国改革中得出的启示。
材料一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桑弘羊主持下普遍推行均输法，郡国设均输官掌其事，受大农（即管钱财、粮食的长官）节制。均输官负责将各郡国应缴贡物统一折价征收当地土特产品，一部分运往京师，一部分运至价贵地区出售，有时还在出售地将所得继续收购特产，易地辗转贩卖……同时又实施平准法，在京师设平准官，集中管理各地运至均输货物和大农所掌握其余物资，根据市场价格涨落卖出或买进，达到调剂供需、平抑物价的目的。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贷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分析桑弘羊实施均输法和平准法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王安石对桑弘羊的理财措施有哪些借鉴与发展？
（2）根据材料二，概述王安石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未完全做到“不加税而国用足”，请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