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用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战略的时机，以提供货款为交换条件，为其提供改革“处方”，从而给拉美国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政府依靠私有化扩大财政收入，大量引进外资，带动了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到1994年，除墨西哥国家铁路总局和墨西哥银行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都已拍卖。墨西哥被树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典范，1991年和1992年分别呈现10.6%和9.6%的超高经济增长。但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并不是因为它“忽视”了平等和公正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平等、公正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不断深入，拉美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是以建立“小政府、大市场”为目标的全面改革。1995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出现28个百分点的负增长，2001年后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全国年均失业率高达18.3%,外债激增至近1500亿美元。改革后的拉美国家普遍陷入“拉美陷阱”。

——摘编自董伟《俄罗斯转轨和拉美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及借鉴》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19世纪后期，外国银元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多次发生金融恐慌。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旨在广东开设铸造局铸造银元。1894年，湖北省也开始设局铸造银元。1904年，为统一铸币权，清政府决定在天津设立国家造币总厂。清政府还设置币制局，负责统一币制等事务。1909年，度支部制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由大清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权。1910年，度支部颁布《兑换纸币则例》，明确规定纸币的兑换发行权统一由大清银行管理，抛弃了宋金以来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弊法，但滥发纸币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度支部拟订了《银本位币制则例》，建议七钱二分制为银元单位，还对新式币制的种类、重量、成色、铸造、发行以及流通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清末，由于赔款、编练新军以及举办新政等等，政府财政收支不断恶化，币制改革所需巨额开支无法负担。辛亥革命爆发后，政局变动，晚清的币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摘编自邹丽霞《晚清的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

材料   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但各地额度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老不除籍，社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除。数代人的丁银负担都集中到在籍男丁身上。有的地方的情况甚至是，"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随着无田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又转由常住人丁负担。康熙晚年，人口隐匿、速亡问题已非常严重。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去世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作为土地税征收。雍正帝登基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统一依据占田数量征派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   1888年3月，刘铭传在台北设邮改总局。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立的邮政机构，是我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1886年，刘铭传苦于台湾的通讯落后，与内地的联系困难，上奏朝廷，提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自，不通音信。水陆电报，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他一方面积极架设贯通台湾南北的陆路电线和铺设台湾、福建间的海底电缆，另一方面他又以销递迟缓，延误时机，而创设邮政机构，开始了我国新式邮政机构的改革。他以台湾站制为基础，参酌当时海关邮政办法，于1888年11月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新的邮改组织。他改旧驿站为邮站，直接隶属邮政局，不再附属衙门机构：所有递送公文一律粘贴邮局发送的邮票，即使衙门发送的公文也不例外；商民便函，也凭邮票传递，收取邮资以信件重量和道里远近为准。为此，邮政局不再像旧式铺递那样仅仅是官方公文的代递机构，而是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关了。

——摘编自邱江生《中华正气》

材料   宋初贡举，多承唐五代旧制，取士科目主要有进士、诸科。进士主要试诗赋，兼试论、策，诸科则主要试帖经、墨义。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之前，虽在考试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而对于贡举科目、考试内容却因循守旧。熙宁二年，王安石擢为参知政事，进行贡举改革，主张经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通经为了致用，于是罢明经、诸科，以进士一科取士，断然罢诗赋，专以论策试进士。熙宁六年设明法科，规定进士及第后，必须经过律令大义和断案的考试，才能注官。熙宁八年，由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作为全国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本颁行全国，实行“一道德”。

——据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材料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规定“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随后命亲信怡亲王、隆科多等四大臣主事，下辖左右两司，设满汉郎中各二员，员外郎各二员，主事各二员，笔帖式十员。“凡一切钱粮奏销事务，均由会考府审核”。会考府可批复审查新案件，也可对积年旧案，调取有关档案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查核。会考府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也非部院管辖，独自承担案件审查，即使如怡亲王允祥所辖户部、允禩所管工部，也会不时被会考府抽查。办案时直接受命于皇帝，亦可直接上呈奏本或请旨，在往来函件行文上均属平行文，其中不乏对所查部门的批评指责之词。雍正三年八月，皇帝上谕：“会考府本属有益，但恐设立日久，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着将会考府停止。”

——摘编自张建斌《雍正朝经济审查机构：会考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