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材料   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重大决策。2000年，中央决定在安徽以省为单位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黑龙江、吉林两省随后进入试点，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两减免”是指免除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农村税费改革由此转向逐步降低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到此结束。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 作为一种重要的军需物资和生产资料，牛革（皮）被广泛运用于军器制造、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五代时期，对牛革的需求更为急切，各政权对牛革采取的基本措施都是“悉令输官”“革尽纳官”，对普通百姓违犯牛革禁令者采取严厉处罚措施。952年，后周政府规定只征收以前牛革总额的三分之一，且根据民户拥有田亩的多寡进行摊派，且没有明确规定送纳的时间。此外，还允许民间合理合法的使用和贸易。宋初基本上沿袭了后周的政策，同时又规定牛革可以折变缴纳，也通过“纳价钱”代替缴纳实物。同时，政府将民户手中剩余的牛革购买入官。

——摘编自游彪、周云《论五代及宋初的牛革政策》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详，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材料   北魏孝文帝特别注重祭礼和婚礼。他把祭丧之礼提高到“劝孝为立教之本”的高度，通过立法矫正鲜卑贱老的旧俗，在人们心中熔铸新的伦理道德。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颁布诏令强调婚姻“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孝文帝以儒家“明德、慎罚”的刑罚观为据，经常躬自断狱。孝文帝于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477〜481年）、十六年至十八年（492〜494年）两次组织修律，亲自下笔定流徙限制，又屡诏改善狱政，限制枷杖，要求解决案件积压问题。他择人不拘出身和地域，为修律广罗人才，法制改革收到取精用宏之效。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太和八年（484年）制定班禄制，同时降低计赃处死标准。“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改为“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为释滞时务，提高行政效率，太和十七年（493年）和二十三年（499年）定官制，两颁《职员令》，制定两令“远依旧籍魏晋，近采时宜南朝”，对百官职权和活动准则作出量和质的规定。

——摘编自邓奕琦《论北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

9 . 材料   况钟（1383-1443年）,南昌靖安人。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苏州一府六县税粮总额约为全国实物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民无法承受,纷纷举家逃亡，税赋无法足额征收,暴力抗粮抗税时有发生。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官田比照民田起科。在明宣宗亲自过问,才获户部通过。这不仅改变了实行二百年的“田分官民”的制度,也是对朱元璋对抄没官田课以重税决定的否定。针对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既补交了赋税,又减少了民役负担,也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些措施扭转了明初以来的江南地区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使之重新焕发了生机。.

——摘编自陆咸《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

10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