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与万国对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为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明治政府将“安内竞外”视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本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类似“与万国对峙”的表述。1868年，日本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扬国威哀翰》，主张“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勾勒出“大陆政策”的扩张方向。此后，伊藤博文把废藩视为“抵御外辱，仲张皇威于海外”“与万国并立”的条件。木户孝允提出，“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1870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强调，“朝鲜国北连满洲，西与清国之地相接，使之屈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亦为经略、夺取万国之源也”。

——摘编自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材料一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军力不足，二是财政困难。甲午战争败于东方小国日本，也促使清政府反思自己的政策，下定决心进行改革。采用西法编练了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还在一定程度上重整海军，恢复了部分海军实力。同时，还兴建军事工业，改进武器装备，兴建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吸引民间投资，甚至设立商务局，推动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还兴办一些新书院和改良旧书院，增设了经济特科和武备特科。洋务派既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因此在改革中都既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又是改革方案的实行者。

——摘编自陈长江《甲午战后至戊戌维新前清政府的改革研究》

材料二   康有为在向光绪帝进贡的《波兰分灭记》中，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曰，改宪法而图维新。二曰：任客卿以办新政。三曰：拔通才以济时艰。四曰：设经济以理财政。五曰：变衣服以易人心。这并非完全是波兰改革家们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其中大多是康有为从中国的变法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表达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维新派的心声。

——摘自孔祥吉《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材料   商鞅作为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主张实行严刑峻法，促使秦国富强。在宋代，商鞅受到士人的不断议论。北宋思想家张耒认为从短期来看，商鞅变法促使秦兵强民壮；但从长期来看， 却导致下情难以上达，遂招致“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苏轼在《商君功罪》中指责商鞅论功行赏的措施使百姓皆追逐军功及爵禄，使秦人只“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除此之外，苏轼认为商鞅变法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严刑峻法代替了周公、孔子的平易近民与忠恕之道。 宋代君王认为儒家思想利于士大夫道德意识的培养。 ……宋代统治者提倡以儒治国，反对商鞅的“重刑轻赏”的法治观念。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   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各种灾害频发，农业歉收，饥荒威胁百姓生命。为维护政局稳定，孝文帝在沿袭前代救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采取赈粥、赈赐孝悌力田、借贷、开放皇家山川苑囿、放免宫女等方式救济灾民。受儒学影响，孝文帝推行开仓赈济、减免租赋、仓储备荒措施，还下罪己诏、祈雨消灾、清理冤狱等。孝文帝设定地方性保险经费，该经费占国家财政总经费的一成之强，是从中央经费分离出来存放于地方，用于预防灾害、控制谷物价格。北魏时期，中央派遣前往灾区视察情况的使臣往往是临时指派，救灾事宜全部由地方长官亲自负责。遇到灾害，一些体察民情的官吏会把个人财产用来救济灾民。

——摘编自宋霖《北魏孝文帝时期救灾减灾措施研究》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