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派袁世凯训练新军。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建制和操典条令，组建成一支有7300人的“新建陆军”，即北洋新军。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命军机大臣荣禄为统帅，编组北洋各军为武卫军。至1899年6月正式成军后驻扎在京畿要地。1900年春，除袁世凯部右军为新建陆军、聂士成部前军接近新建陆军外，其余各军均仍旧制，装备则大多为新式武器。

武卫军在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前、后、中军伤亡、溃散甚多，旋被取消番号。左军也受创削弱，民国后纳入北洋军系统。右军和右军先锋队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未与八国联军作战，保存了实力，成为1905年改编新军第5镇的基础。武卫军仅两年即瓦解。

——摘编自刘凤瀚《新军志》

5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救助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创新发展于21世纪初。1955年，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最早实行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社提供“公益金”补助的办法，建立起了当地的集体合作医疗制度。1960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的报告》及其附件，称这一制度为集体医疗保健制度，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从此，合作医疗便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制度。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渐衰落。1979—1985年，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90％锐减到5％，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面临消亡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曾尝试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成效不彰，重建后的合作医疗主要立足于个人缴费。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此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后医疗保障制度出现曲折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当前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意义。

材料   唐朝政府深切关心丝路路政建设。近年来吐鲁番出土文书，对此多有揭示，唐政府在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以供往来官员食宿之需要。丝路沿线，唐朝政府设军置守，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为纠察奸宄，唐朝政府对“丝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说明在丝绸之路上只要有“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据出土文书，唐代在西州设有“长行坊”。这是一种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长运马、长运驴等，又称“长行转运史”。为供应丝路沿线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同样取得巨大效果。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数量颇多，很明显，没有屯田作后盾维持丝路行政管理机构，确保沿线驻军、驿馆开支，满足使节、商旅需求等，都是很困难的。

——摘编自王炳华《大唐丝路国之重器》

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8 . 材料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竟，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有宋之不竟，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公所创立之财政机关也。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此本意也。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祸，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岁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

——摘编自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 自李悝撰《法经》以来，个人作律盛行，如萧何作《九章律》、叔孙通作《傍章》、张汤作《越宫律》，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诏陈群、刘邵、韩逊、庾嶷、荀说等人纂修《魏律》。汉初实行尚简的立法精神，约法省刑，到汉魏禅代之际，汉律十分繁杂，“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余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魏律按照“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原则，实行律、令分编，将原来的傍律、单律、章句等归并到正律中，废除一些有名无实的旧律，将各项律令中同类的条目合并为一律，又于律外再修编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为州郡令、尚书令和军中令三大类，内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将治，属于行政法规。汉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规定罪名条例，是律文的总则，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篇首，统领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这种体例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也与现代法典总则在前相吻合。

——摘编自刘笃才《论魏晋时期的立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