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官方救助重点由乡村扩大到城市，呈现出向日常性社会保障体制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城市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带来的限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引发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市民贫富分化现象日益突出，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五月，宋廷采纳大臣苏舜钦的建议，仿照唐代旧制，在开封创设福田院。

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行为，而是普遍推行的城市救助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从相关政策的制订、制度的建立、机构的创置，到各项措施的实施及规范，乃至一些具体的救助活动，几乎都是由朝廷直接发出指令，并由各种朝廷派出机构负责和监督与执行。随着朝廷政策上的开放和鼓励，地方政府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除了各类穷民和贫民，也涉及普通市民、流动人员、灾荒饥民，乃至部分官宦士人。这些原本身份不一、高下有别的社会群体，在官方医疗救助体系中不再具有等级差别，而是同属平等的被救助者。

——摘编自陈国灿陈雪瑶《民生为重：宋代城市的官方医疗救助》

材料一   变法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使西秦由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国所鄙视的戎狄之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不仅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变法的成功绝非偶然，诚如《荀子·强国》所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商鞅变法是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秦国进而改变了古代中国政府管理制度的基本面貌。

——摘编自匡庆东《历史上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变法多年，除了使政府收入显著增加外，其他方面收效甚微，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未改观。王安石尽管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精神，积极投身变法，但他的变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结果欲速不达，反而致使“天下汹汹”。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在变法初期给予了王安石大力支持，但随着变法的逐步提升，在不断加大的阻力面前开始动摇。王安石想富国富民，但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重点却偏向了“取天下之财”，百姓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变法是在北宋的上层建筑不能有效维护其经济基础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的，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摘编自张守慧《论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之成败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   直至清末，中国尚未真正建立专门的独立卫生管理机构，只是有相关机构代为履行管理卫生之职责。到清末“新政”期间，清王朝于1905年在中央设立了巡警部，由其监管道路治安与卫生事宜。到民国时期，由政府正式颁布的专门卫生法规开始出现。1916年北京政府制定颁行《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行的卫生防疫法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组成内务部，下设秘书处、警政司、卫生司。于是，卫生管理部门又从警政中脱离出来，独立成为与警政司并立的卫生司。半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下设立卫生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央机关第一个独立的部级卫生行政机构。稍后，又陆续增设了中央医院、中央卫生试验所、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等机构。至此，中央卫生管理体制已较为完善。与此同时，一些民间机构与团体也大力开展乡村公共卫生的宣传与教育活动。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