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着力拉拢士人。宋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广泛吸纳读书人参与宋朝政治，激发了宋朝人读书求学的热情，社会上兴起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随之大兴。宋仁宗时初步恢复了从太学、国子监到州、县学的官办教育。到宋徽宗朝，在学人数有二十一万余员。民间创办的私人书院在宋朝也大行其道，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教育还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南方的文化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了，南方读书人考中科举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北方，这种现象甚至一度引起了北方官员的不满。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大都围绕科举考试来安排教学，故其教学内容偏重经学、诗赋，铸就了中国应试教育的传统。发达的宋代教育，为“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摘编自陈振《宋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虽在兵燹之中，却相当重视教育对于富国、强国的积极作用，进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某种程度来说，晚清时期的教育比社会一些其他领域更早地踏上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晚清时期，教育近代化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国，从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教育近代化的被动性，变革是非系统且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的演进，既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也有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由于无法真正地充实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学为体”便聚焦在维护皇权统治上，而非造就新人；“西学”在教育上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演变。“中体西用”的宗旨面临着“体用不二”的挑战，近代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也产生了伦理危机，对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提出了挑战。道德体系及道德教育模式解构与建构的乏力，从社会伦理关系上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

——摘编自戴红宇、张荣伟《论晚清教育的变革与断裂》

材料一   如果说在周代所设定的礼乐制度之下，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权威的解体，士的游离，对于整个社会阶层来说，带来了变化的可能。这使得农之子中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士。有知识的士从政权中游离出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再就业的直接选择就是以他们从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来进行，即通过传授自身的知识从而获得再就业。出于现实生存状态的需要，先秦诸子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须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现实支持和发展。于是，关注现实问题、关心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诸于百家思想的焦点。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   秦朝建立以后，由于中原地区开发较早、人口稠密，郡县的设置较多，自然而然，各个郡县的辖区面积相对较小。南方地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郡县的设置较少，个别郡的辖境甚至超过了今天同一地区的一个省，面积太大，郡县很难对所属地区实现彻底的掌控。

——摘编自张卓琳《秦郡县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