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邢义田：秦建立郡县制，中央派不同等级的官员做郡县的太守或是县令，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秦时还有另外一种制度，凡是地方上杂居有蛮夷的，就不设郡县，而设置道。它原来有什么风俗习惯，有什么领袖都得以保存，他们甚至不用像郡县的百姓那样纳税，只要象征性地进贡一些方物特产即可。此外还有所谓的属邦，凡臣属于秦的国家，因其故俗而治，只要顺服，秦对其内部也不加干涉。这种道和属邦的设置，我感觉背后的理念并不是强硬地采取百分之百的同化政策，这跟古罗马帝国有相似的地方。
虽说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实际上罗马人采取相当宽容的统治政策。地中海各地本来有很多城邦或城市，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罗马把除了意大利之外的地方都划为行省，派一位元老去行省当总督。总督基本上只负责收税、保证治安、维持司法秩序。其他方面各省城市都有市议会，由市议会选出的官员管理各自的城市。这些城市只要如数纳税，敬拜皇帝，其原来的习俗和信仰等等都不会受到干扰。因为统治多属象征性的，罗马帝国在三世纪以前从没有建立，也没必要建立像秦汉帝国那么庞大，由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
——据盛韵《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秦朝地方管理制度的特点，并说明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地区统治方式的特点，并说明其历史渊源。
材料 察举制与科举制简表
| 察举制 | 科举制 | |
| 取士方式 | 由地方州郡长官承担推荐之责，按科目要求向王朝贡上合乎相应标准的士人。 | 采用招考与投考的方式，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名应试。 |
| 取士标准 | 取人标准包括德行、经术、史能、功次、文法等。 | 以文辞和经术取士，士人之进退决于程文之等第。 |
| 入仕程序 | 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甚至还有考课的成分。 | 士子通过礼部主持的各级考试后，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任官资格，此后须参加吏部铨选方能得官。 |
| 教育背景 | 大量孝子、隐士、侠客、贤人、名流被举荐，并不要求一定是学校生员。 | 士子必须为学校的生员，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
——据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察举制与科举制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据此对察举制与科举制予以简要评价。
| A．宗法制的强化与发展 |
| B．土地财产分封的有限性 |
| C．集权统治的日益加强 |
| D．周公确立的周礼遭到破坏 |
由此可知，当时
| A．选官标准发生深刻变化 | B．不注重官员的政治才能 |
| C．中央集权呈现衰落趋势 | D．选官制度容易固化阶层 |
| A．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
| B．科举日益成为高级官员重要来源 |
| C．地方治理的现实困境 |
| D．传统世家大族集团日益走向没落 |
材料一：朋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突出政治现象，由此引发了诸多争论。北宋时期欧阳修作《朋党论》，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建议君王支持真朋党安定天下。清朝雍正亲自写《御制朋党论》，批评欧阳修观点为邪说，“罔上而行私，安得为道？修之为道，小人之道耳”。指出朋党“假同道之名，以济同利之实”，干扰皇帝决策，必须坚决打击。《御制朋党论》虽为雍正个人所撰，但颇能说明历代帝王对朋党深恶痛绝的心态。
——摘编自朱子彦《中国朋党史》
材料二：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由此辛亥革命后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多次改组国民党，但因按指模宣誓等封建方式引发党人不满，最终均无疾而终。到1924年，国民党虽号称有20万党员，实际上多为“挂名党员”。全党没有组织、没有会议，偶尔发布的宣言，常被作为“趣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在借鉴俄共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基础上，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党组织体系。此后国民党连续执政20余年，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摘编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材料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协全国委员会成为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国事的机关。1956年三大改造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明确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1993年全国人大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存在与发展”写入宪法。
——摘编自郭德宏《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欧阳修与雍正观点的异同，并指出朋党屡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历史背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
材料一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并对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国家治理的主要措施。
（2）据材料二，元朝行省制是怎样“针对现实求变动适应”的？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度的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汉、元地方行政制度的“本原精神”是什么？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悉、左悉、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据材料一，指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二，概述杜范、富弼两位宰相的共同主张。
（3）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的理由。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
| A．皇帝集权下政务机关权力弱化 |
| B．独尊儒术使儒学地位得到提高 |
| C．功臣列侯的势力开始遭到削弱 |
| D．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有效加强 |
材料一：西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西周政治体制明显是二元，而不是一元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并存共荣。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之郡国守相丞尉、县令长、侯国相及丞尉虽不能用本地人，但他们的属吏必为本地人。如（郡）主簿于属吏中最为亲近，犹今之秘书长，功曹总领众曹，群吏进退赏罚皆由之……故其权极重。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
材料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除京畿附近由中央内史直接控制外，其余地方在初并天下时分为36郡。汉初约有60郡，其中诸侯王国共占有40余郡，包括原秦王朝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诸侯王国“外有君臣之名，内有敌国之实”，汉天子所领仅15郡。……汉武帝以后，郡不断扩大，至西汉末年大郡领县30～50个，而诸侯王国，大国最多领10余县，效果仅3～4县，政治上的特权也被取消，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而已。郡与国属同一级行政区，往往郡国并称，实际郡大于国。
——摘编自邹毅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1）根据材料一，分析周王室在原有邦国内“掺沙子”的意图。这一举措对西周政治体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地方官员任用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