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的，制度自身自有其惯性。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官僚的选任，新中国成立之初通常会“急于选拔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位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又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深层原因。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   黄河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河文明或农业文明之一。其古老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求新求变的文化精神，使它在人类古文明史的比较中独树一帜，分外靓丽。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以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古代中国正是在平原流域等地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

——摘编自李振宏《谈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材料一 （唐）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杀，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论其冤，请求尽快抓获凶手以雪其冤。但白居易此举触犯了“非谏职，不当先谏宜言事”的条令，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唐代的谏官均为实官，即使是荣誉性的散骑常侍，也以实职待之。官职从三品到八品，每个层面上的谏职互有侧重，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分工明确的责权体系。唐代谏官所用的谏纸是专用的，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浅谈谏议制度》

材料二 唐代是诗歌的繁荣时期，诗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讽喻诗具有明显的“谏言”性质。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是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自汉至南朝，仅在个别民族地区设置过都护，且为“加官”（兼任官职），而都护的职责也仅是“督察”民族地方政权的“动静”，或“专征讨之事”，不直接干预当地民政。至唐代，随着领土的拓展，内附民族的增多，在周边民族地区设立了都护府，据近人查证，有八个都护府。都护不再是“加官”，而是朝廷高品正员命官。都护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从人事、民政、赋役、军事、司法等方面均有官员掌管。

——摘编自唐启淮《唐代都护府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