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和古希腊城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兴起的历史条件。
材料一 春秋时期，秦国已经置县。不过，此时的秦还是一个僻居西部的小国。至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而秦国置郡，还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发展，促使了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早在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以什伍为制重编户籍，以军功定尊卑爵秩等等措施，就是要铲除旧的血缘关系。汉代的异姓与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至汉武帝时代，诸侯王割据势力被铲除，君主专制制度才真正得以巩固。秦汉皇朝控制地方的措施，主要为掌握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分离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管理范围涉及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监督等诸多方面。不过，尽管秦汉郡县机构复杂，人员众多，但管理层次则是相当分明的。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郡丞和长史辅佐郡守，郡尉主管武事，各类行政部门均有主管官员，为列曹等。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长），县的各类部门也设立主管官员，郡守、县令（长）分别主持郡、县之政务，郡辖县、县辖乡、里等基层组织。在郡县内部，还建立了监察和考核制度，监督官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中央政府对郡县实行严格的控制。秦汉的官僚机构犹如一座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国家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 罗马行省制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公元前227年，罗马建立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之后，随着罗马海外征服的范围不断扩大，行省数目大为增加，行省制成为罗马统治海外领地的重要制度。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后，行省制度仍有过多次重大改革，管理体制更趋于完善。行省制的发展，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以及罗马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和服兵役权三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经过从奥古斯都至戴克里先（公元285年至305年）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罗马政体才由元首制过渡到君主专制。罗马帝国皇帝控制了行省主要官员的任命，行省总督不再握有军权，对行省监督也趋于严格。在戴克里先时代，包括行省总督在内的所有高级行政长官的任命以及军团长官的任命都是由君主亲自签署的。但是罗马行省机构则远不及秦汉帝国那样复杂，罗马行省之下为城市由于城市具有自治或半自治的性质，所以罗马行省的管理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机独设置简单，官吏人数不多。二是行省主要负责税收、司法和治安等方面事务。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行省控制不断加强，对城市事务干预也越来越多，城市自治的性质逐渐消失。但罗马行省始终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
——摘编自易宁《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秦汉郡县制与罗马行省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存在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从公元前1世纪建立，到公元4世纪末分裂，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设置行省管理意大利半岛之外的地区。罗马民族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意大利以外的人（希腊人除外）被称为“蛮族”。什么是罗马民族呢，那就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语言、经济和文化上关系密切，也是共同打下帝国天下的核心力量。据一种比较适中的估计，整个帝国人口约5400万，意大利约有人口600万。行省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不断成熟的罗马法通行于帝国全境，但整个帝国的罗马化程度很浅，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在帝国东部只在政府机关和城市中通行，广大农村则仍是各自语言的世界。
——摘编自刘家和、王敦书《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5900多万人，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汉朝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据《汉书》《后汉书》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与汉朝在国家治理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朝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材料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何以呢？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但尚法并非即算是专制，而中国历史上平地拔出的人愈后愈多，而自由展布之才，却愈后愈少了。此后的我们，如果不能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琐法解放开，政治亦就很难有表现。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言之成理。）材料一 秦统治者把“帝”这个头衔作为自己的专属称呼，皇帝之下是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辖若干县，县按大小设县令或县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学概要》
材料二 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陆续灭了六国，并采用以法家为主、兼蓄并用其他学派思想的做法，追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格局。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三 秦朝作为中华帝国的开端，确立君、臣、民三层一元的政治结构，君主与官僚构成统治阶级。他们对千万小民的控制和支配，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秦汉政治体制规范了最基本的特征、倾向。隋和唐初的制度，是在总结前代制度的基础上，适应新的时代特点而形成的三省制。元由三省简化为一省制，明制追唐，元承宋制……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统治者在政治体制上的创新举措。
（2）概括材料二中秦统治者创新制度所具备的历史条件。
（3）依据材料三，分析秦统治者所创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明太祖初定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诸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央官制演进的基本特点，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明清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君主作为权力主体表现得更为明确，规定和安排得更为周详具体。举凡官制、人事、行政区划、立法、司法、财政、民政、军事各方面的主要权力均由皇帝亲掌之并独掌之。明代早期几个皇帝，清朝几乎所有皇帝，都是“躬揽大权”，以国家的权力主体身份来进行活动，并大大提高其专制程度的。在封建社会晩期这样的特定时期，高度专制可能有助于贯彻政令，发挥国力，促进统一，但也必然造成专横暴虐，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甚至助长昏愤和腐败，激化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我把其中的一种集权称为政府集权，把另一种称为行政集权。在美国，只有第一种集权，而另一种集权则不存在。假如领导美国社会的权力把管理国家的这两项手段均掌握在手，并兼有包办一切的能力和习惯以及发号施令的大权；假如它在确定管理国家的一般原则之后，还要屈尊去管理其应用的细节；假如它在规定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还能屈尊去过问私人利益，那末，自由在新大陆早就不复存在了。在美国，多数虽然经常流露出暴君的嗜好和脾气，但还没有施行暴政的最究备手段。
——摘编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政治体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与明清相比，指出美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之处，并进行简评。
材料一 清入关前，凡军国大政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后，这种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议政王大臣会议由满族上层贵族组成，也称“国议”（或公议），权力很大，“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雍正七年（1729年），为方便及时处理西北地区与准噶尔部的作战军务，始设军需房，以亲王、大臣充任。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诸王参预政务的权力。军机处大臣随时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即所谓的“无专官”。凡被选入军机处的大臣，都是皇帝宠眷的亲信，参与军国大政，但决定权在皇帝。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二 当辉格派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期间，他们的领导人罗伯特·沃波尔长期（1721～1742年）担任政治上的重要职务。1714年辉格派在大选中获胜后，次年沃波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解职，但于1721年重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当时的内阁大臣中，财政大臣总是处于首要的地位，也就是首席大臣。人们有时直接称他为“首相”，意指他的地位在各大臣中在重要性和权力等方面都处于首要的地位。事实上，沃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内阁首相。他虽然是由国王任命，但他的权力实际上来自下院中辉格派的支持。在他的内阁中，大臣们都依附于他，尽管他们名义上也是由国王任命的。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在政治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英两国政治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 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摘编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行政监察造成的消极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和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在实施中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10 .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形成上述特点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