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然后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一，指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推行郡县制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的表现。
材料 洪武三十年（1397年），该年丁丑科会试与往年不同，入格的51名进士都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全部落第，这引起了北方举人们的强烈不满……纵观明代的历次科举，南方都是占绝对优势。据统计，明朝各科状元共89人，其中南方籍的75人，占总数的84.3%，北方籍13人，中卷地区籍的只1人。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中记载了明仁宗在洪熙元年和杨士奇有一段关于科举取士的对话。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惑奋兴起。”
——摘编自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历次科举南方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并概括杨士奇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杨士奇的主张进行评价。
材料一 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出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因此，无论是官宦、世家之子，还是贫贱、下人之后，均可同场应试，试卷经弥封、誊录后，除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才能高低外，已无任何差别，也就是说，所有的应试者均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正是这种公正和平等，保证了官僚阶层始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予以补充，从而也保证了官僚阶层的精英地位。而大量庶族寒门弟子在这种公正、平等做法的影响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还跻身高官显要，这一现象自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冲刺科场的热情。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科举制”从其发展表现、作用影响或综合评价中找一个角度拟定一个具体论题，然后对所拟论题展开阐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是一项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监察范围宽泛，如汉初的《监御史九条》中，监察有讼者、盗贼者、伪铸钱者、非所当服者等。弹奏对象既可纠弹“官非其人”，也可议奏言“政非其理”。据统计，清代科道官共上奏疏687篇，其中弹勒之疏约占30%，言事之疏约占70%，许多事项实际上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一般事务。中国古代的监察不仅“劫”，还有“举（荐）”，其功能是罚赏俱有。此外，古代监察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就介入”事前监察”。在帝国政体下，监察的独立只能是外在的、相对的，而依附皇权是内在的、绝对的。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中国监察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监察权”的概念，至今仍为理论界和我们的法律法规所采用。监察权必须独立的思想，则是孙中山监察思想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亦是他长期一贯的思想。同时，他主张监察权是由国民大会授予的，必须对国民大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孙中山认为监察权应当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独立，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考选和纠察“五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作为他民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国情，“集合中外之精神”，达到了同时代人所难以达到之高度。
——摘编自王晓天《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材料三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正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探索实践的国境。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监察体制逐渐失去效力，导致苏联出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从监察职能延伸、监察主体的合理构建、纪法与法法的街接以及权力监督格局上进行路径创新，进一步提升国家腐败治理能力。
——摘编自聂应德、付扬《试论我国监察体制的创新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提出“监察权”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重视监察体制建设的意义。
(4)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我国加强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唐代的三省六部示意图
材料二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摘编自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三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摘编自《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税法实施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统思想也体现在边疆治理思想上。但在汉初，对秦的边疆治理思想多持批判态度。例如，陆贾提出，“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其意指休养生息，边疆无为。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到王化的范围之内。元帝以后随着儒生大批登上政治舞台，经学极盛时代的开启，回到夷夏之防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
材料二 两汉在西北方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先后设置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对归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的边疆实际情况，两汉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卜宪群《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秦汉时期边疆政策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汉时期边疆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将其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摘编自[唐]吴兢《贞观政要》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与汉朝相比，唐代丞相制度的新变化及这一变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该故事实质上所反映的权力冲突。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力主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东汉建立之初，为迅速消灭割据，加强地方军政协调统一，以应战时需要，光武帝往往拜心腹重将为州牧（刺史），或委任原割据势力头目为州牧，以笼其心，祚其力。因战时经济政治的需要，光武帝还扩大了州牧对地方政务的参与权，并且自光武帝时，州牧在政务上也领导了郡守。不过，刘秀令州牧统兵、领郡县乃为迅速平定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之需要，其后，"遂罢州牧，复置刺史"，然光武及继承者在剥夺州牧军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其行政权力，乃至后来又不得不在一部分乱州重新委任刺史领兵作战。这一时期，刺史、州牧虽有反复，但无论是州牧，还是刺史，其主要职能乃是地方官之治州抚民。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内亲民政，外领兵马”，势大权重，跨州连郡，割据混战。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刺史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 宋初，由朝廷临时任命主考官，改变知贡举一般多由礼部侍郎出任的做法，称权知贡举，为了分割其权，后又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名，以后成为制度。宋太祖时，知贡举官虽然并不固定人选，但每当朝廷任命之后，并没有立即隔离，他们在主持考试之前仍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请托或授受贿赂，因而往往发生徇私舞弊的现象，甚至引起落第士人的诉讼。据《宋史·选举志三》记载：“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差一学官锁宿，弥封校其艺，疏名上闻而后给牒。”此举得到太宗皇帝的赞赏，“后遂为定制”。宋真宗时两次下诏，重申这项制度。为了加强对主考官的监督，又进一步规定，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得与知贡举一例锁宿。锁宿制度规定：各级主考官员一经受命，立即和外界隔离，就是家人也一律不得见面，直到考试结束。其锁宿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若事情没有办完，就适当延长。
——摘编自崔勇、丁建军《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原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实行锁宿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