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在九品中正制创立初期，中正评第人物时还能注意清议，做到德才并举，秉公办理。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不断深入，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独占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大权的门阀世族地主阶层，为了自身的地位和利益，逐渐封闭选官制度，操纵中正的评议和任免，并日益扩大中正的权力。
——摘编自周升华《试论九品中正制创立之由极其蜕变》
材料二 唐代科举制度尚属形成时期，许多制度尚未完善。唐玄宗时宰相杨国忠之子杨喧举试明经，礼部侍郎达奚洵本不欲录取，但终因不敢得罪杨国忠而将杨喧取在高等。唐德宗时，宰相李实向礼部侍郎知贡举的权德舆推荐私人，要求录取，权德舆未能满足，李实乃开列名单责令录取，否则就要贬官。
——摘编自屈超立《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
材料三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唐代应考的有许多是门第子弟，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书生。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唐代考议，有公卷、通榜之制。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长短。宋代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考试成绩。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九品中正制下选官标准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宋科举制度发生的变化并评价科举制。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杈，至东汉末，全国百余郡，实施统一制度、法令。通过察举制度的实施，构建起研习儒经、崇尚教化、执行统一政策的士大夫官僚队伍。汉朝盛时“编户齐民”有5900多万人，儒家倡导的忠义孝悌等伦理，成为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汉朝境内的百姓，不复以“燕人”“齐人”“秦人”相区别，而是“某郡某县”人，他们虽方言有异，却使用着统一的不因语言差异而改变的文字。经历两汉四个多世纪的统治，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在先秦以来华夏融合的基础上，汉朝境内的人们逐渐被称为“汉人”。
——摘编自《汉书》《后汉书》等
材料二 以下为元朝疆域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朝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为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然后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一，指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推行郡县制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制度创新和变革”的表现。
材料 唐代在都督、刺史等正官升迁或有故暂缺之际，往往临时派员代理，主持州、府之务。即通常所谓的“知州府事”。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在统一战争中，“凡诸郡入版图，率命朝臣出守，曰权知（暂代）州事”。行之既久，大藩镇多授文臣，乃始尽正其衔，明曰知某府、某军州事也。后来，知州制完全取代刺史制。
咸平二年（999年）闰三月，官僚朱台符上奏，他在奏文中说:刺史、县令，亲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朗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诚重之也。顷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仆射、尚书，下至京官、奉职，率多轻授，未尽当任。
——摘编自李昌宪《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你如何看待朱台符的上奏?（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独揽大权，一方面采取措施削弱丞相的权力，如从建元元年到建元六年，短短六年之内，就罢免了卫绾、窦婴、许昌三位丞相；剥夺丞相“主臣”、“除吏（任免官吏）”的人事大权等，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因削弱相权而带来的空缺，汉武帝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但又才华横溢的文人、近臣，并让他们参与朝政，从而培养出了一批紧密团结在自身周围而又能与丞相为首的官品分庭抗礼的内朝官。
——摘编自郜金山《汉武帝时期朝议制度的研究》
材料二 明成祖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大都是些编、检、讲读之官，没有官署，行政上与诸司没有从属关系－“不得专制诸司”，阁臣主要奉皇帝旨意办事。自宣宗后，入职文渊阁的大臣均相继晋尚书，且日后大学士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这些都标志着内阁成员地位的提高，也为阁权在其强势时期凌驾于部权之上提供了契机。内阁根据上谕草拟诏敕，但如果内阁认为上谕有假或不妥，则可以封还上谕，等皇帝再示明白之后方可草拟。
——摘编自张海英《明代内阁制度的盛与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原因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代内阁制度的变化。
材料一 公元前241年，罗马取得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取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夺取了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里。为了弥补战争的巨大开销，罗马在西西里设立了第一个行省，并派驻总督进行治理。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因为行省远离罗马，总督在行省中握有绝对的权力，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提供了便利条件。罗马对行省课征赋税，通常实行包税制。包税人按照合同预付税额，然后对行省居民加捐加税，甚至进行公开的敲诈勒索。
——摘编自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1260年7月，忽必烈在燕京（今北京）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行省逐渐成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机构。据《元史》记载，行省权力较大，“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是，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呈报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来自中央的诏旨，行省官员既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行省官员要定期觐见皇帝，向皇帝述职。中央通过监察机构对行省官员进行监督。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行省赖以自重的自然地理之险、区域经济之利，元朝统治者对行省实行犬牙交错的划界原则。
——摘编自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行省制和元朝行省制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元朝行省制的积极影响。
材料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政治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其间历经数番朝代更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绵久不绝。帝制中国开疆拓土，特别是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时期，亦是如此。
——摘编自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论题，结合中国古代史相关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在雅典，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先经审查”。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如果有问题提交法庭裁决，以确定其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期中都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员，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的刑罚或罚金，但是如果无罪，他即复职”。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
——摘编自于江《雅典民主制评析》
材料二：两汉时期，中央监察机构开始独立设置，并形成全方位监察体制，监察官员在皇帝领导下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地方监察机构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与地方政府无隶属关系。汉武帝时期，每个州设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后来设立的司隶校尉负责京畿七郡的监察事宜，尔后逐渐设立十三部刺史。刺史最初由丞相府司直节制，武帝晚期至昭宣时期则逐渐转归御史府管辖，这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诸多事宜具体由御史中丞执掌。
——摘编自赵青娟《汉代监察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雅典、中国汉代监察官员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雅典与中国汉代监察制度的共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