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秦郡设守、尉、监。守、尉秩二千石，监即郡监御史，由御史大夫下派。三长吏的治所分离，所主机构均称“府”，形成三府并立格局。秦县行政组织已形成曹、官两分架构，秦县廷设曹，由令史直曹从事文书处理工作；县下设仓、库、司空等机构管理具体事务。列曹文书须以县廷名义下发，曹、官在业务上存在对口关系，但也因需而变，时有协作。县下属机构定期制作所在机构“计”书，并根据要求上呈县廷。与之相应，县、郡也定期将核心治理信息汇总呈报上级官府，以便上级掌握政情及开展管理，并据此对下级进行考课。

——摘编自孙闻博《秦汉制度具有作始之功》

材料二   秦汉之际，“裂土分封”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楚汉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只得满足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领裂土封王的要求。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裂土分封已成定局，但他仅仅把分封作为通向最高权力-皇帝宝座的桥梁。这样汉高祖在自己直辖区域内实行郡县制，在诸王的既得疆域内实行分封，郡国并行政体初步形成。然而，这些诸侯王拥兵自重。为了确保皇权，刘邦晚年以种种借口剪除异姓王势力。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难以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在剪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但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汉初对同姓王的分封，标志着郡国并行政体的确立。

——摘编自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

材料       科举制虽然自隋唐以来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而隋唐时的科举从根本上讲还多多少少的带有荐举制的性质。“唐世科举之柄、额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北宋时期，出生寒族的士人多无权贵牵引，强烈反对荐举制，要求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太祖乾德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真宗时期，“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去其娃名”。陈彭年等人奉命制定“景德条制”，誉录法和糊名法以科举条例的形式制度化。殿试也在唐早已有之，成为常例制度也是在北宋。开宝六年，太祖亲审知贡举官李昉取舍非当案，这是皇帝亲自处理的第一个科举案，从此殿试作为科举最高考试程序确立下来，并且为明清沿用。

——摘编自路任翰《北宋科举条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