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郡设守、尉、监。守、尉秩二千石，监即郡监御史，由御史大夫下派。三长吏的治所分离，所主机构均称“府”，形成三府并立格局。秦县行政组织已形成曹、官两分架构，秦县廷设曹，由令史直曹从事文书处理工作；县下设仓、库、司空等机构管理具体事务。列曹文书须以县廷名义下发，曹、官在业务上存在对口关系，但也因需而变，时有协作。县下属机构定期制作所在机构“计”书，并根据要求上呈县廷。与之相应，县、郡也定期将核心治理信息汇总呈报上级官府，以便上级掌握政情及开展管理，并据此对下级进行考课。

——摘编自孙闻博《秦汉制度具有作始之功》

材料二   秦汉之际，“裂土分封”是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楚汉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只得满足几支重要军事力量的首领裂土封王的要求。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后，裂土分封已成定局，但他仅仅把分封作为通向最高权力-皇帝宝座的桥梁。这样汉高祖在自己直辖区域内实行郡县制，在诸王的既得疆域内实行分封，郡国并行政体初步形成。然而，这些诸侯王拥兵自重。为了确保皇权，刘邦晚年以种种借口剪除异姓王势力。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难以作为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在剪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但对他们采取限制措施。汉初对同姓王的分封，标志着郡国并行政体的确立。

——摘编自巴新生《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

材料       科举制虽然自隋唐以来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而隋唐时的科举从根本上讲还多多少少的带有荐举制的性质。“唐世科举之柄、额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北宋时期，出生寒族的士人多无权贵牵引，强烈反对荐举制，要求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太祖乾德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真宗时期，“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去其娃名”。陈彭年等人奉命制定“景德条制”，誉录法和糊名法以科举条例的形式制度化。殿试也在唐早已有之，成为常例制度也是在北宋。开宝六年，太祖亲审知贡举官李昉取舍非当案，这是皇帝亲自处理的第一个科举案，从此殿试作为科举最高考试程序确立下来，并且为明清沿用。

——摘编自路任翰《北宋科举条制考》

材料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是国家对地方进行管制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疑可以左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统治者在乡村治理方面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基本政策，即王权与族权的相互融合及博弈。国家依托乡村内部宗族，培养出一批委托管理人员并依此将“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农村。中国古代社会是通过强化宗法观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通过税收集中乡村社会资源，通过科举制将国家和乡村联结起来，使封建正统理论在教化中占绝对地位。

近代以来，传统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开始衰弱，乡村绅士不断变化，村庄以往的风俗习惯难以应付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国家势力开始广泛渗入村庄，知识分子也力求乡村重建，村庄被各种外来价值裹挟，逐渐形成嵌入性的乡村治理。以往基于村民生产生活形成的风俗习惯，难以在嵌入性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而国家力量及知识分子对村庄重建的个人理念在乡村治理中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共有600多个学术团体和教育组织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试验区，梁漱溟、黄炎培等都是当时的典型代表。

——摘编自刘昂《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等

材料一   在1901—1905年间，《申报》刊载了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

“各国之所以谋我者，于政治上、生计上，各有专科之学问间以应付，而我独恃隋唐时虚娇无用之人才与之决胜，论其现在，正如人用汽船，而我用帆船，人用火车，我用驴车……是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矣。”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但也不失为取才之一条道路。历史上科举得才比比皆是，“自唐宋以迄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不像学堂学生，言必曰“平权”“自由”“革命”，心术愈坏，邪说横行。将来学业告成，如何事君?

“虽然科举固有弊，而学堂亦未尝无弊。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学堂“更杂糅适以长，少年浮躁凌競之风”。当今之计，“当以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少年子弟必先肄业学堂，俟得有卒业文凭始准持以应试”。

——摘编自史善庆《社会舆论与科举革废——以<申报>话语为例》

材料二   表：《申报》中有关科举革废的意见表达形式统计表

——摘编自吕艳婷《清末<申报>对科举革废的意见立场研究（1901—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