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有一整套的学校体制。中央所设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由国子监统一领导。此外，还在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宫设崇贤馆，称为“二馆”，太医署、司天台也各招生徒传授医学、天文历算等专门技术知识。中央六学之中，前三学传授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后三学为专业性学校，分别学习律令、书法和文字学、数学。这些学校不仅招收国内学生，同时也招收各国留学生。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各类高等学校学生有三千多人。随后，增筑学舍一千二百所，扩大招生名额，高丽、百济、新罗、高昌、日本诸国纷纷派遣子弟入唐求学。万方辐辏，盛况空前。六学二馆的学生达到八千多人，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了。

——摘自刘海峰《试论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基督教垄断之中。中学与小学教育由修道院承担，高等教育由主教掌握，这就决定了宗教思想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即使是医学、法律这一类与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也必须在基督教正统的范围内发展，任何异端思想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中世纪晚期时，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学计算知识和商业经营技能，但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商人集中的城镇逐渐打破宗教垄断教育的局面。13世纪，西欧出现了很多新创建的大学，既有规模较小的专业学校，如法学学校、医学学校，也有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学校。大学教授也逐步摆脱宗教束缚，可以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名著或是物理学、天文学等课程。

——摘编自沈之兴《西方文化史》

材料一：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年，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即使“工商、杂类”及其子弟，只要有“奇才异行”也可应试授官，甚至僧、道有时也可应试。宋太祖时取士较为严格，朝廷下令：考试及第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以防止形成宗派。进士及第要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从此成为定制。殿试后并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宋太宗时，录取人数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明代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初科举会试取士中分为南、北两榜分别录取。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一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太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省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任用方式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标榜和体现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还曾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同时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材料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后来选举、辟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应运而生……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优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年），以迫切的心情写了求贤令，号召去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根据龚鹏程《改变中国历史的文献》整理

文物一：漆盒

秦“蕃禺”漆盒盖（图），为木胎黑漆，盖面朱绘云纹，有“蕃禺”二字烙印。“蕃禺”即番禺（今广州），是秦汉时期南海郡的郡治所在，这是“蕃禺”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

文物二：状元及第

随着门阀世族的表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唐人杨绾云：“近隋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优试策而已。”……秀才、明经等科是由察举转化而来，进士科为新设科目。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 其选拔范围在不断的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到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文物三：书籍

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十岁的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命人遴选历代帝王事迹编成《帝鉴图说》（图）。《帝鉴图说》自问世以来备受各阶层读者青睐，四百年间多次翻印传抄，至今有汉、满、日等多种语言文本传世。

材料一   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西周的学校教育……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对士的需要激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由讲学，各具特色；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是参议时政的论坛……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政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开始正式入仕。那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途，政府的一切官吏，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这样的政府，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

材料三   西汉初年的景帝时期，出生于今安徽的文翁来成都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遂将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选拔青年人亲自进行教育，并派到长安去学习数年，学成之后用作各级官吏，带动各地的教化……在成都开办学校，校中学子在课堂之外还必须经常到各地有所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大显，人才辈出，风气大变。“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

——摘编自袁庭栋《天府的记忆》

材料一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殿试遂为常制。帝尝语近臣日：“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又定令：凡试卷，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复令封之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不合格者须至覆场方落。……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材料二   宋代，买卖田宅必须经过“立契”的法定程序，凡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官府确认，不加官印的称为“白契”。宋朝法律规定，盗种公私田者，要受到笞刑或徒刑的处罚。租佃制更为普遍，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好一些。宋代，典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被法律所承认并形成制度。

——摘编自《宋代的租佃制和典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