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举制开创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唐承隋制，设置了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后三科是关于法律、书法、算学的专门科目，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科和进士科都是考经书和时务策，前者重经书，后者重时务策。唐高宗以后进士科更被看重。科举制度以封闭性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不论考试生徒的出身门第，唯才是举，能从较广泛的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能使一般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是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摘编自朱英、魏文亭主编《中国历史与文化》

材料二   明清的科举制度，就其制度的严密性、规范性来说，堪称完备。八股取士，实际上是古代科举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技术手段上，达到了古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然而，随着封建政治的僵化，八股取士也同思想禁锢结合为一体，特别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积弊，在八股制义的束缚下达到了极致。在晚清大变革的格局中，最终成为妨碍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一环，被历史所淘汰。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   汉代察举制度，既有“以德取人”的因素，也有“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的因素。士人习经术文法于家，在具备了基本知识技能，并获得舆论对其人品的好评之后，然后仕郡县为佐吏掾属；由之获得基层吏务经验之后，才能以功次吏能得到察举。举至中央，则有经术、笺奏之试加以检验，然后方得授官；但所授又非职事官，而是入三署宿卫为郎，“以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过程。此后再经一次选拔，方能“出宰百里”“典城牧民”。……而科举制却是“以文取人”而不及其余的。虽然设置上有“取之以文”后“课之以能”之意，但设想绝不可能完全成为现实，二者间仍然时时表现出抵悟不合之处。众多士子在狭窄的考试一途上竞争拼搏，不得不竭尽心智揣摩辞章苦诵经疏，精力才华为之耗尽，浮华迂腐之性因之而成。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