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制保证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包括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等等。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民国时期的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孙中山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

——摘编自胡向东《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地方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即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在北方稳定统治后，急需人才。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后，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所谓中正，就是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晋以后，中正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保证了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进行干扰。

——摘编自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

材料二   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才，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才。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局面后，百废待兴，而首先是解决国家所需的用人问题，于是科举制应运而生。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摘编自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材料一 在唐代，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都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马球能手，而且爱好围棋、斗鸡。与前代主要作为宫廷娱乐项目和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相比较，唐代体育已趋于大众化。足球用球和球门已与现代足球非常接近，除两队角逐、竞争胜负的踢法外，还适应不同参与者产生了其他踢法。女子不仅和男子一样进行打球、骑马、射箭、弈棋等体育活动，而且还创造出一些自己的专运动项目。

——摘编自黄中安《论唐代的体育活动》

材料二 19世纪30年代，英国相继颁布了《公路法》《城市警察法》对城镇中混乱的街头足球运动者进行惩罚，大量以残害动物取乐的娱乐活动在此时也被政府严厉禁止。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不仅意识到健康的心智和强健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关系，也认识到适当的体育运动能够培养人们遵守规则和纪律的习惯，激发团队精神，培养领导能力，甚至可以提高人们为帝国服务的能力。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在体育文化领域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出现，社会中萌发出了一股竞技热。各个公学、大学之间，社会上各类体育俱乐部之间频繁举办各种赛事。大量的郊区体育运动俱乐部也开始对女士开放，年轻的男女可以自由的共享公共运动，不必担心流言蜚语的纠缠。

——摘编自杨海霞《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休闲娱乐》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   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在《宋史》中立传的1533北宋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宋代开科期间年平均录取进士115人，达到唐代年平均录取人数26人的四倍之多，各科总录取人数更是达到唐代时期的十倍；宋代在考卷管理上实行糊名、誊录制，将考卷上的考生姓名、家世、籍贯等信息进行封贴处理。在考官管理上实行锁院制度，考官一入贡院即锁宿，以辟请求，在考场管理上，禁止挟书、移易、传义和代笔等；王安石出任宰相期间，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将进士考试分成四场，分别为考大经、考兼经、考论以及考策。殿试仅考策，字数不超过千字，论在于考核考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策则是考核考生对政策的认识意见；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成定制，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在参与殿试后不需要进行吏部考试，可以直接上任。宋太祖还制定政策，在考试及第之后所有人只能成为天子门生，不可对他人称师门。

——摘编自张希娟《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特点分析》

材料：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察举选拔官员。隋唐时期，……崛起的庶族地主阶级强烈要求加入政权，分享政治权力，唐代统治者也在治国方针上确立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的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清朝科举制终于消亡。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制度须不断生长，又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

——选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