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强化了君主专制 | B．纠正了机构重叠弊端 |
| C．提高了监察效能 | D．保障了监察机构独立 |
材料一 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史官文化。它滥觞于三代，规模于东周，最后盛极于两汉。史官没有屈服于君主话语权之下，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来说在秦汉乃至以前已基本定型。《汉书》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糜不同之。贞观十四年，太宗向房玄龄屡次索看《高祖、太宗实求》，房玄龄等人不得已呈上。自唐开始，历代正史均属官修，个人修史原则上不被允许，成为稗史。而记录正史的史官因李世民打破君主不能看自己实录的传统，从此必须要根据君主的意愿进行删减篡改。
——摘编自刘倩、吴久久《从中国古代史官看舆论监督》
材料二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听从邹忌的劝谏，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北魏也鼓励非监察官和百姓协助监察机构纠举不法官吏，多元的行政监察主体使行政监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唐朝，“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宪典之政令，以肃政朝列”。御史还有权独立弹事，可以民闻弹事。宋代在地方置漕司掌行政、财赋；置宪司掌司法；置帅司掌军政；地方检察权分别由漕司、宪司、帅司等长官兼领。明朝有较为完备和科学的监察制度，但“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以及当权者对政治言官的无情折辱，致使言官的分化成为必然之势。他们纷纷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表现得斗争意志消沉，忧患意识淡漠，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甚至投身逆流，以身事逆”。
——以上材料 均摘编自郑涛《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史官主导舆论监督的特点，并指出其在唐代以后呈现出的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统治者完善监察制度的措施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已设置了御史监察官员。秦汉时期，初步确立御史与谏官分置的监察体系，谏官虽尚未形成完备的组织体系，但以谏议大夫为代表的谏官已能有效制约君主的权力。唐朝前期，职掌巡视纠弹的御史体系与谏诤封驳的谏官体系并立，相辅相成。宋代谏官从以前的以进谏皇帝为主转变为以监督相权为主，御史台与言谏系统逐步呈现台谏合一趋势。及至元朝，为了有效处理繁杂的事务和有效控制广大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御史台的组织规模，强化御史的纠弹职能，谏官职能有进一步衰弱的趋势。明清时期，言谏官实际上已与御史系统合二为一，并逐渐走向僵化。
——摘编自张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
材料二 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皇帝一方面必须依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和治理，另一方面必须强化监察制度，对官僚集团进行全方位的严密监察，中国古代官僚不像现代行政文官具有严格的分工特性，而是一个包揽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等特权的集团，为了对这样一个特权集团进行有效监督，强化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使监察权力独立于和高居于官僚权力之上，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单极的、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制度，产生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君权），因而无法形成建立在最高权力分立的基础上的、兼有纵向和横向乃至双向间的多元权力监督结构。
——摘编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演变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 A．发展轨迹和专制制度强化趋势呈相反方向 |
| B．受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影响而渐趋消亡 |
| C．是封建王朝制约皇权专制的主要手段 |
| D．符合最高统治者监察百官的政治需求 |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明初规定“凡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须从卑回避”，吏部选任官员“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加重其职权；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使之成为另一套独立的监察体系。《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及结党营私均处以极刑。由于其所立律文标准多从推测定性，造成冤狱无数；官员受财“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绞"。朱元璋曾对贪腐官员法外施刑，“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对那些违旨下乡扰民的官吏“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明律》还规定官吏犯公罪一律可出钱赎免。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政府制定《公务员法》《防止贪污法》《财产申报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以俸养廉……在各种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形式中，效用较多、影响最大者当数公众和特定组织（包括一般单位和新闻媒体）的自发参与。此外，新加坡还积极参加世界反贪污大会和打击跨国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据统计，1990年全国6．5万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7人。
——摘编自刘守芬、李淳主编《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朱元璋加强廉政建设的背景，并概括其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归纳当代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的特点，并指出上述廉政建设发展所反映的社会趋势。
| A．监察体系更加完善 | B．君主专制有所强化 |
| C．官僚内部矛盾激化 | D．监察机构走向独立 |
| A．提升了监督稽查效率 | B．避免了国家决策失误 |
| C．扩大了司法职权范围 | D．适应了皇权变化需要 |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 A．刺史监察功能的加强 | B．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强 |
| C．地方行政机构的变化 | D．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
| A．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 | B．加强了君主对百官的控制 |
| C．提高了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和积极性 | D．有效地清除了官僚系统的腐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