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除夏商周时期是以血缘为唯一标准外，其余大部分时期，德与才都是文官选拔标准的主旋律。夏商周三代官吏的选拔范围严格限制在血缘关系之内，他们遵从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官职高下的“亲贵合一”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纷纷摒弃以血缘为标准的选拔制度，打破了贵族制人事制度下的等级界限，使一些有才能而出身卑微的人得到重用。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入宋，工商杂员子弟亦被允许报考，甚至僧侣道士也能应试。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治国关键在于选拔和任用官员，国家机关是由大小各种官吏管理运转的。官吏的好坏称职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管理的成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常任文官制，一般只对普通文官即“下级官吏”实行考试，而“委任官”亦即政务官则通过直接选举或委任制产生，这具有严重缺陷。实行考试制度，不仅能保证人民选用德才兼备的“专门家”组成国家官吏队伍，且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在孙中山看来，考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考试以其公平性在形式上为无论贫富贵贱的人提供了一个均等机会，特别有助于社会底层成员通过努力读书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改变自己的地位。
——摘编自魏春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文官选拔制度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孙中山力主考试选用官员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一个国家文官选拔的因素。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一 西周时期的士是等级制度中贵族的最后一个等级，需要在官学中学习“六艺”等文武知识与才学。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崛起，以知识与才学为各诸侯国所重视；士的来源广泛，私学成为“士”的教育主要途径，士在各诸侯国中担任各种官职有带兵作战、有纵横外交、有担任一国之相和各级行政、有从事教育的，士的派别也非常之多。
材料二 经历两汉，“士”成为儒学之士的主要称谓，以学习儒家经典“五经”为主，也重视“御”“射”“求”“数”等六艺中的实际才学，但到魏晋时期，“士”固化为特殊的阶层。隋唐宋元，“士”的来源又逐渐广泛。明清时期，“士”主要指科举达到秀才以上的读书人，所读之书基本以“四书”“五经”为主。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内涵出现重大变化的原因，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士”对当时社会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两汉至明清时期“士”的内涵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并指出这几次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 有同学按时间先后顺序将“中国古代的主要选官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合：
| 序号 | 名称 | 表述 |
| ① | 世官制 | 主要实行于先秦时期；将官职限定在贵族范围内，由贵胄子弟世代继承祖上的权位；该制度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 |
② | ||
| ③ | 九品中正制 | 实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委任中正官为各地人才评定等级，共分九等，朝廷依此授予官职；该制度以门第作为选官主要依据，为士族政治的实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不利于中央集权。 |
④ |
参照①③，结合所学知识完成②④的表述。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令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们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功爵制体现了哪一学派的治国思想，并说明实行军功爵制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察举选官的主要标准，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 察举制在建立之初，大致是以“举荐”为主要选拔方式，以“贤良方正”“孝廉”作为名目，显示了“以德取人”的政治意图。东汉初年，光武帝曾规定：在察举秀才、孝廉时，州郡长官必须先给予候选人以一定职事，叫做“授试以职”。和帝永元年间，曾改变以往州郡举荐一律两人的情况，规定“二十万岁举一人”，“四十万二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来因为边疆地区户口少赋役重的情况，“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到了顺帝阳嘉年间，尚书令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其措施是：由三公府对郡国孝廉进行分科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摘编自阎步克《察举制度的变迁》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察举制变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察举制发展演变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注：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此处，宰相泛指有权势的官员，并不特指某一官职。）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显学》
材料二
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示意图
（注：图中宰相包括秦汉丞相、相国、三公，唐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及同平章事，明清大学士。）
——余意峰《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的时空变迁规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3月
(1)运用所学知识，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分析材料一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材料一观点对现代人才选拔的借鉴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过程。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 同门阀政治的兴起相适应，九品中正制成为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由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创立，经过两晋南北朝，一直实行到隋文帝时才彻底被废除。根据这一制度，朝廷在各州和各郡设立了中正一职，但不属于正式官府编制，不得干预政务，只是专门负责品评人才。中正评价人才的标准，分为家世和行状两个方面，家世包括祖辈资历和门户名望；行状包括道德行为和才干能力。中正综合家世与行状，把士人分为九等，以备选用。但中正只有品评权，没有任命权，只是把自己的品评意见提交给政府，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而政府虽有任用权，却必须根据中正的评定来任免官员，不得擅自做主。中正同掌握用人权的政府长官互相牵制，谁也不能擅权，有效防止了私人势力集团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汉末选官制度造成的尾大不掉弊端。现任官员也要受中正制约，每三年按照籍贯由中正“清定”（清理考核）一次，官员的考核升迁往往要受这种“清定”的左右。
(1)根据材料分析九品中正制出现的原因
(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九品中正制的主要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并概括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