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行政权呈扩大的趋势 | B．国家权力中心发生了变化 |
| C．内阁权力的过度膨胀 | D．权力之间失去了制约平衡 |
材料一 内阁初设时，阁臣尚不可以侵夺各部的职权，诸司有事也直接向皇帝奏闻，无需向阁臣“关白”。大学士的官品也只是正五品，抵不上知府（正四品）。仁宣时期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而且后来的大学士，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行，三品以下的官僚，根本不可能入阁，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内阁职权也日益加重。内阁不仅有了掾吏，而且“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景泰以后设诰敕房和制诰房。正统年间，国有重要大事，大学士可会同各衙门于内阁会议，“遂为制”。嘉靖以后，连朝位班次也“俱列六部之上”了。
皇帝的旨意，内阁不同意，可以拒绝拟敕。对于内阁的“票拟”，有时即使皇帝不同意，内阁也仍可坚持原拟，但是只能起一时的抵制作用，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皇帝可以径下中旨甚至撤换阁臣来贯彻自己的意旨。
——摘编自王广军《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
材料二1688年以前内阁已萌芽。1694年，因战争威廉三世经常离开英国，内阁会议自行召开并就国务做出决断逐渐习以为常。安妮女王时期，内阁大臣在未接受女王召集时，私下聚集起来商讨国务，形成统一意见后，再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来，便于女王做出决断。由财政大臣取代国王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国务并做出决策，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从1705起，辉格党多次上书女王，要求根据议会政治力量的变化改组内阁。辉格党控制的下院则以拒绝通过内阁的战争拨款议案为威胁。迫于压力，女王最终改组内阁，辉格党要员相继入阁。此后一党制内阁的出现，是政党直接参与国家统治的开端。汉诺威王朝初期，君主不再出席内阁会议、王权急剧衰落之后，责任内阁制形成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内阁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责任内阁制初步形成的过程。
| A．内阁成为国家权力中心 | B．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被破坏 |
| C．内阁权力有扩大的趋势 | D．议会已完全沦为内阁的附庸 |
材料一17世纪末威廉三世时，先是辉格、托利两党议员同被重用；后来为了避免大臣之间争吵过多，他选择下院中最有势力的辉格党领袖当大臣，于是内阁成员变成同一党了。1721年，辉格党人罗伯特·沃波尔被选出来主持内阁会议，英国有了第一位首相。1742年，下院不再拥护他，他立即辞职，他的内阁全体成员地同时辞职。1784年托利党人皮特内阁遭议会多数反对，但他并不辞职，却解散议会，宣布重新大选。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与其说内阁要向下院负责，不如说它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下院。
——摘编自王小曼《论英国的责任内阁制》
材料二 临时政府的北迁，已算是袁世凯在暗斗开始的时候取得了胜利，此时革命党所期望在将来战斗制胜的工具，就只有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当时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党人只知道要造成责任内阁制，须造成拥护内阁的政党，不知道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民众站在它的后面去拥护它。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已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方极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袁世凯却只是暗笑，把所谓内阁制直踹在北洋军警的铁蹄下面。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一192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内阁的演变趋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初年内阁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相爷”（丞相、宰相）是百官之长，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是古代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处在官僚组织的顶端。皇帝在很多国事上须倚重“相爷”，需要其辅佐，因此“相爷”一直伴随在皇帝的左右，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而在汉朝建立以后，“相爷”与皇帝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在古代中国，尽管大部分“相爷”尽职尽责，但他们还是屡遭打压。到朱元璋时期，“相爷”终于“寿终正寝”。
——整理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一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等
材料二 在英国，政府成员大部分都是议员，也会是议会多数党的成员，因此，这个体制就为行政集权创造了条件。自从英国的政党制度完善以后，实际上通常不是内阁对议会负责，而是议会对内阁负责，不是议会监督政府，而是政府监督议会。“英国首相是全国最高的领袖，兼文官的首领、财政部首席大臣和内阁主席，同时又是政党的领袖。他既是行政领袖，又是政治领袖。”多年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英国的内阁制早已向首相制政体发展。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丞相与近代英国首相权力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中英两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