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乔治一世在英国统治了13年。但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又不熟悉英国的政风民情，便放手让英国大臣代他去料理国事，自己什么也不管。1727年，他的儿子乔治二世继承王位，和他的父亲一样对英国事务不感兴趣。大臣们有事不再找国王，而是自己先商定对策，然后再提交国王认可。两个乔治由此摆脱了许多琐事，但内阁在议会多数的支持下执掌政务的做法却牢固地确立起来，今后有人再想改变就很因难了。英国责任内阁制由此形成，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第三共和国的多党制党派林立，纷争激烈，使政治制度呈现出不稳定性。从1870年到1940年，第三共和国一共更换了108届内阁，每届内阁平均延续时间约8个月，而英国在1801年到1937年几乎两倍于第三共和国的时间里，仅更换了44届内阁，每届内阁平均延续时间为3年零1个月。有人把法国内阁更替的过程称为"重新粉刷，在英国，当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后，内阁有权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进行改选，而内阁对议会的这种牵制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不存在的。
——摘编自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责任内阁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英国内阁与法国内阁的相似特点，并分析法国内阁出现"重新粉刷，的原因。
①弹劾自身的局限性及低效能 ②工业资产阶级开始进入议会
③《权利法案》限制了议会权利 ④责任内阁制逐步确立发展
| A．①② | B．①③ | C．②④ | D．①④ |
材料一 英国责任内阁制确立的重要保障是1832年议会选举制度改革。这次改革极大地削弱了王权、贵族权力和上院的势力。首相内阁的权力以下院的支持为后盾，并依靠在下院的多数优势来保证执政，党政策和法令的执行。新议会法实行后的格雷内阁之所以连任，乃源于辉格党在1832年议会大选后获得了议会下院的绝对多数。稍后皮尔及其保守党于1841年获得下院多数席位而成为执政党。1832年后，由于议会内外政党组织的发展和政党意识的强化，内阁大臣在重大问题上和首相一起对下院集体负责，若某大臣不同意内阁政策，则应辞职以摆脱责任。首相的失败意味着整个执政党的失败，所有阁员和首相一道辞职。与首相共进退的责任内阁制原则形成，这标志着责任内阁制的确立
——摘编自陈春华《试析英国内阁制的确立》
材料二 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凡控制大权的政治集团都强调总统集权之合理性，凡未控制中央统治权的政治势力则强调内阁制的优越性。如果依照典型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标准评判，这并不是责任内阁制，而是变相的集权制，或集权于国会，或集权于政治强人，分权制衡之理念从未得到认可。内阁制在共和时代的首次设计，即是因人而立。革命党人对争夺权力过分关注的做法，反映了浓厚的人治主义。内阁之更迭、阁员之进退，全由军事力量所决定，内阁也成为一种“军用内阁”，工具主义的结果就是宪法虚置、内阁制名存实亡。
——摘编自杜文星《中华民国时期的内阁制与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异同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832年议会改革对英国内阁制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内阁制的不同，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相爷”（丞相、宰相）是百官之长，是官僚集团和士大夫的领袖，是古代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处在官僚组织的顶端。皇帝在很多国事上须倚重“相爷”，需要其辅佐，因此“相爷”一直伴随在皇帝的左右，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而在汉朝建立以后，“相爷”与皇帝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在古代中国，尽管大部分“相爷”尽职尽责，但他们还是屡遭打压。到朱元璋时期，“相爷”终于“寿终正寝”。
——整理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一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等
材料二 在英国，政府成员大部分都是议员，也会是议会多数党的成员，因此，这个体制就为行政集权创造了条件。自从英国的政党制度完善以后，实际上通常不是内阁对议会负责，而是议会对内阁负责，不是议会监督政府，而是政府监督议会。“英国首相是全国最高的领袖，兼文官的首领、财政部首席大臣和内阁主席，同时又是政党的领袖。他既是行政领袖，又是政治领袖。”多年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英国的内阁制早已向首相制政体发展。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丞相与近代英国首相权力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变化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中英两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秦汉时期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国家行政最高决策权。皇帝为了保证自己最高决策权的正确行使，建立了相应的行政决策体制，设置决策机构和人员，初步形成较为严密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采用朝议、中外朝议等不同类型的决策形式。每遇到军国政务，皇帝总要采用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关大臣进行讨论，从而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少发生失误，用集体的智慧来弥补皇帝专断的阙失，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摘编自刘太祥《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以前，英国内阁主要是一个行政机构，各种有关公共政策的法案由议员以个人名义提出，议会立法日程、程序和制度很少给内阁优先权；1832年议会改革后，规定每周有3个工作日只讨论政府政策和内阁提出的“公议案”。1900年前后，内阁已合法地占用了下院4/5的议事时间。此外，1832年以后，首相权力迅速膨胀。突出事例是罗伯特·皮尔在缺少王室支持的情况下，于1841年率领保守党竞选胜利并上台组阁。在内阁中，他不再充当国王的“总管”，而是全面控制政府所属各部。诸多事实说明，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英国内阁不仅是该国中央行政机构的中枢，实际上也是国家政权总系统的顶点和最高决策机关。
——摘编自阎照祥《论近代晚期英国内阁权力的扩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以来英国内阁权力扩张的主要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以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立足人伦关系，强调“五伦”。蒙学教材《幼学故事琼林》《重订三字经》《重订增广贤文》《千字文》等均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等“五伦”关系，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要求。古代蒙学教育还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对“孝悌”思想的倡导和颂扬始终贯穿于各类蒙学文献中，如《三字经》中就有“首孝悌”的内容，《小学诗礼》中也设有“事亲、事长”的章节，宋代《神童诗》中还编入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经典名句，明代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则通过典故塑造一个人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
——摘编自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世纪结束后，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英国幼儿教育思想逐渐萌芽，出现了幼儿园、保育学校、托儿所、家庭游乐场等教育机构。18世纪，英国一些教育家针对当时学儿童生活学习的现状，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与此同时，欧文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学校引起了其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创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但直到19世纪末期，麦克米伦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才促进了英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并拨款资助，19世纪以前，英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是以教会团体和慈善人士创办的济贫性慈善学校为主。18、19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仍然认为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幼儿园和普通幼儿学校双轨制幼儿教育机制。
——摘编自周晓慧《英国近代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特点及其体现的教育精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近代幼童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英幼童教育的当代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