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的工业与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

天津近代发钞银行一览表（摘录）

——摘编自黄丽珍等《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就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建立起多家日本银行支行和日伪银行，日军依靠这些银行大量发行伪币来兑换法币和地方货币，掠夺中国人民……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国民党政府则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并在敌占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护卫法币，维护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日伪银行还采取不合理的兑换关系，人为贬低法币，破坏正常的市场交易。为了扰乱金融秩序，日军大批伪造根据地货币，发行大量假钞。而敌后根据地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斗争；国民党政府下令军统局与美国合作，在重庆制造沦陷区的伪币，用于抢购物资。为套取中国外汇，日本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用钞票购兑中国银元，再购兑成白银运往关外，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而国民政府采取外汇管制等多种手段以粉碎敌人阴谋，稳定金融秩序。除此之外，日军还开展物资战，到非沦陷区抢购物资，引起通货膨胀，物资战也成为货币战的一种形式。敌后根据地和国民政府也采取积极措施，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摘编自王永进《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的货币战》

材料一   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美国著名记者伊罗生说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恩人和救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中美“友谊”的观念和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

材料二   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样写道：“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

——摘编自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