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一近代中国大城市主要兴起于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外资集中，进出口贸易繁忙，政府又开展了自强运动，使得更多的中国商人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样，越来越多的沿海和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商业和人口集中之地。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保有干预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开设洋行，强划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鸦片贩子、投机商、流氓、骗子等等蜂拥而至，成为冒险家的乐园。

——《中国近代史》李侃等著

材料四：上海县城墙始建于明代中叶，到了晚清，上海官绅间开始出现围绕上海城墙的拆与不拆展开争论。

拆墙派：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推原其故，租界扼淞沪咽喉，地势宽而展布易，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注：一种商业机构）无从广设……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绅等朝夕筹思……窃维城垣之设，所以防盗贼而限戎马，表治所而卫仓狱。欧洲古制亦复相同。近数十年策军事海防者多重炮台而不尚城守。埃及罗马之名城观同古器，柏灵巴黎之都会即藉市场，参互而观，可为明证。不拆墙派：十六铺南市马路近邻法界，市面较盛，法人垂涎已久；……城垣一拆，则菁华贯萃于一带，愈足启法人觊觎；法界果因而扩入，非特城内均属难保，而贯连之南马路，亦必并为所夺，一利而失两地；法界紧接之处，华商百货所萃，厘局（注：旧时管理征收商业税的机关）林立其间，倘为法并，势必免厘，洋债从何拨补；职等聚族而聚，与斯城相依为命，毁弃之后，如被法占，则生息于外人卵翼之下，国权益消，民气益衰，恐全埠为香港之续；城内地方辽阔，警察既未大备，又无租界之团练，兵舰严密保卫，如无城垣庇护，盗贼更易生心，后患何可胜言。

——《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中的《苏淞太道瑞照会奉文饬议拆城详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