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舆。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康雍乾三朝绘制疆域图简况

材料二   古代并无“中华民族”的名称，“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在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入侵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由此萌芽。

南京临时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可民族平等，有利于改变历朝历代狭隘的大汉族观与清朝满族独尊的民族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确立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共识。

——摘编自何一民等《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三

材料一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一县的建制，根据县的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财赋多寡等方面，将县划分为一、二、三等。“县设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于不抵触中央及省之法令范围内得发布县令，并得制定县单行规则”。县政府设县长一人，负责综理全县行政事务，有权任免县政府职员及县属区长、乡长等。

——摘编自张皓《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美国制宪者认为，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权利托付于情绪化的民众，缺少一种精英的理性慎思明辩和权力的必要集中，其后果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政治……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力的但又受到约束的政府。代表们既想建立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又要竭力保护各州已经拥有的重要权力；他们既希望联邦政府的权威得到有效的施展，但又要防止不同利益集团对政府权力的垄断；他们既反对贵族或寡头政治，又害怕简单无序的“暴民政治”，正因为有这些忧虑，1787年的宪法格外注重权力的分割与制约。

——摘编自万绍红《共和主义与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等

材料一   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皇帝之“画敕”亦等于无效。门下省复核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为主要特色。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是一方压垮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这个稳重的民族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好几块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

——摘编自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三   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但其共和政制设计并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在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有考选权与纠察权。“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古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

——摘编自郭辉《孙中山的“共和”政制构想及其特征》

材料一   明清两代时期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得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古代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羡慕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俄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

一一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材料一   妥协是美国政治发展与制度演进的主要方式。提到这一点，人们必然联系美国宪法的制定。制宪者们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一致意见，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又有着重大分……宪法制定过程中充斥着妥协，妥协是宪法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宪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捆妥协案”。

——摘编自龙太江（政治妥协与西方民主政治》

材料二   1911-1912年间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构成“大妥……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否认这场“大妥协”具有任何积极意义，认为它恰恰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大妥协”中优待清朝逊帝的做法，也为民国时的君主复辟埋下了伏笔。但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论文试图对这场“大妥协”作出不同的评价。喻大华即指出，《清室优待条件》并非由袁世凯一方炮制，而是由南方首先提出，南北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这一妥协避免了列强干涉、内战和国家分裂，维护了民族团结，具有积极意义。

——章永乐《论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大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