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年，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蹒跚地走入近代。随后的一百余年里，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柬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苦难的历程，也促进中国人民觉醒和奋起。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材料三   “鸦片战争一阵疾风，吹荡了沉寂的知识界，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议会制度、总统禅让等。他们的思想深处，滋生着对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对专制制度的不满之情。”

——摘编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

材料三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摘编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一  人们形容这一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使孙中山等人看到了中国民主共和的希望。但是，孙中山良好的政治设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打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身亡、11月国会被迫停止议事,1914年1月部分留京议员被袁世凯遣回原籍。

——摘编自孙岩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探索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40 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强调敌后政权在性质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指示规定,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指出,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要靠党员的质量来保证的,而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而是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使别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 1941年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党外人士担任乡以上干部者有3592人,占总数三分之二。根据地内的开明绅士由此得以进入政权机构。

——摘编自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提出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会议的主张。1912年颁布的《参议员选举法》和《众议员选举法》中，在参众议员的分配问题上，还规定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

——摘编自刘卫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材料一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请辞临时大总统，并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尽管后来袁世凯践踏了这个约法，但它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再是任何人所得而私，这便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美国制宪者认为，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权利托付于情绪化的民众，缺少一种精英的理性慎思明辩和权力的必要集中，其后果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民粹政治……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力的但又受到约束的政府。代表们既想建立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又要竭力保护各州已经拥有的重要权力；他们既希望联邦政府的权威得到有效的施展，但又要防止不同利益集团对政府权力的垄断；他们既反对贵族或寡头政治，又害怕简单无序的“暴民政治”，正因为有这些忧虑，1787年的宪法格外注重权力的分割与制约。

——摘编自万绍红《共和主义与美国宪法的主要原则》等

材料三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

材料一   英国人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民主化之路的，他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并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用宪法的权威给国王套上了羁勒。

——摘编自纪之景《英国政治制度：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依法享有人身、财产、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参议院由各地选派参议员组成，行使立法权；由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行使行政权；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任命的法官组成，行使司法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为标志，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