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钟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商，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紳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大多数乡镇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多。而这些是州或县没有办法完全提供的，因此就只有把这些权力下放给镇，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县作为区域内范围较大的地方政府单位。对县域内其他政府单位有协调作用，但乡镇在职权范围内不受县的直接干预。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走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等

材料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二：中国的社区发展可以说源于历代民间的结社活动，包括社仓、义田、乡约、会馆、团练等。民国时期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反思及西方思想引进的影响，知识分子主导了有组织的社区发展实践，部分得到当局者的支持。……1985年开始，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1999年，为向全国社区建设提供典型经验，民政部制定《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确定了II个城区为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组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颁布。……社区建设从民政部主导的以社区服务工作为主要内容，上升到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

——摘编自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共同纲领》内容摘要

材料二   从形式上看，1982年宪法是在修改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从实质上看，1982年宪法是在“否定”1978年宪法基础上形成的。因为，1982年宪法虽改自1978年宪法，但是它所继承和发展的不是1978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而是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