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救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第2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休。

第4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5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完整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以往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和200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先后将“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写入宪法，法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