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以片面的《美日安保条约》和《日台条约》为基础，对新中国奉行孤立不承认、“两个中国”和“政经分离”政策，导致从1949年至1972年23年间，两国政府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交往、经贸合作和文化往来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当年中日贸易颜就达到1.37亿美元。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创造了契机。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
——摘编自林代昭《中日关系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政局的不稳，中日关系逐渐出现重新调整的波动式局面。1995—1996年，中日关系甚至陷入最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局面。虽然1997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2001年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五年间六次参拜请国神社，并提出所谓的“文化特殊论”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此后，安倍、福田先后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逐渐“回暖”，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正式访问，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的定位和定向。
——摘编自冀伯详《论战后中日关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及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90年代后中日关系处于波动局面的国际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关系演变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官方层面陷于隔绝状态，官方政权并无交往。对此，周恩来指出将重点放在争取日本广大国民，抓住广大民众的切身实际需求和真实的心声，扩大两国间的民间外交，推动民间在经贸领域的互动；同时设想将民间贸易与官方挂钩，提出了由双方有名望并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人来担保，即备忘录贸易形式。
——摘编自黄丽星《论中国对日本的民间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及友好团体纷纷访华，以避免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于美国。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等人，不停穿梭于北京和东京之间，为两国政府穿针引线、铺路架桥。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人士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
——摘编自郭绍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两国民间外交研究》
材料三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问题就不断出现，除去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之外，还先后由于“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导致中日政治和安全不信任乃至对抗。但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中日经济关系仍然呈现持续增长状态。
——摘编自梁云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研究》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外交的基本特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中日官方层面陷于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归纳促成中日外交实现正常化的因素。结合所学如识，指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意义。
（3）据材料三，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并据此说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只有五个，而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间，就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就国际话语权而言，万隆会议成为集中传播新中国和平外交话语的多边舞台。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取信于亚非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
——摘编自张屹峰《万隆会议的时代意义》
材料二：1972-1988年是中日民间外交的“蜜月期”。1972年以前，就已存在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80年代初期，在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中日友好交流协会”,“中日民间人士会议”和“中日友好世纪委员会”三个固定的民间交流渠道。原有的双边贸易、文化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也迅速扩展，内容涉及到金融、航空、海运、科技、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领域。至1987年底，日本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6.4%,友好城市不断建立。
——摘编自刘天纯《日本对外政策与中日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万隆会议“集中传播中国和平外交话语”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归纳“蜜月期”中日民间外交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蜜月期”出现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材料二 英国政府之所以顶住美国的压力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英国在华利益居西方列强之首，而战后英国实力地位削弱，在国际竞争中居不利地位，通过承认新政权来保持在华既得利益与发展中英贸易是英国工党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考虑；其二，香港在战后英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控制中国大陆之后，要维持其稳定繁荣，离不开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作；其三，根据英国外交惯例，“如果一个政权得到大部分居民的认同，有效治理着一个国家，并有长远的前景，就应该予以承认”；其四，承认新中国不仅有助于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削弱其孤立倾向并减少其对苏联外交和经济的依赖，而且有助于英国争取以印度为代表的主张承认新中国的亚洲舆论的支持。
——徐友珍《走向半外交关系：1950-1954年的中英建交谈判》
材料三 要是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政治上的承认，那对远东各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权的生存将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如果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样的承认，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联合国中取得席位，那就会使它们在远东威信和影响大增……
——杜勒斯在加尼福尼亚商会的演说
材料四 以“小球转动大球”而作为“破冰之旅”载入新中国外交史册的“乒乓外交”曾经备受瞩目。对此事件周恩来总理引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达中国政府心情，并开心地说：“现在，门打开了。”
——《环球时报》
（1）材料一表明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怎样的外交政策？
（2）据材料二，概要指出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
（3）结合材料三、四指出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70、80年代“有朋自远方来”的表现
（4）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由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专制）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使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898年）
材料二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
——《中日联合声明》
(1)根据材料一，指出国人对国事“漠然”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甲午战后二十年间反映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救亡图存运动。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中日联合声明》发表的时间，概括中日关系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综合材料一、二，谈谈对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 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还讲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至理名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如毛泽东所言，中共八大深入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面展开了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应采取的各项重大方针和政策，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引自卢洁《中国梦 ·复兴路》
材料二 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七十年代的外交政策有指导作用，概括起来说，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内容是：第一，一条线一大片即实行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方针。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合作，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对苏美霸权主义行径，特别是反对苏联的侵略扩张，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一条线”，即沿苏联周围，从中国经日本，到中东，到西欧，南到大洋洲，最后到美国这一条线：“一大片”，即这条线周围的国家。第二，“左、中、右都让来”，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建立外交关系，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积极开展多边外交。
——摘引自罗恩立《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共八大召开的背景，并概述大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突破的主要表现，并阐释1949-1976年这一时期伟大建设成就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的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禁运阻塞了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和开放的途径……为了突破封锁，争取国际支持来加快经济建设，新中国采取了务实的开放态度：只要承认新中国，就可以在平等互患的基础上进行通商贸易。当时主要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50年代初，中国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重大项目，同时聘请苏联、东欧专家来华，派出留学生学习。
——以上材料摘编自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明确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毛泽东说通：“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再到美国这一条线上的国家联合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摆脱此前亦即60年代在国际上所处的孤立地位。
——陶季邑《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研究述评》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外政策的突出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在“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的指引下，新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哪些成就？综合材料一、二，谈谈影响外交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材料一 1969年1月，共和党人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时正值美国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形势。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危机的加深’使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1971年6月’尼克松又在堪萨斯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今天世界上有“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并改善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中的不利处境，尼克松决定要在中国“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摘编自方连庆《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二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这样评价尼克松和基辛格外交思想：“这对奇特的搭档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甩掉了包袱，冲出了禁区，使全国的视线从意识形态转向了地缘政治，并且调整了美国政策以适应国际关系结构中的深刻变化。”
--姚椿龄、杨宇光《舒曼计划及其产生的国际背景》
材料三 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急于要求得到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幸，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毫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尼克松决定要在中国“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结构中的深刻变化”的具体表现。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美关系的改善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应如何正确认识中美关系？
材料一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材料二 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
材料三 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就指出：“中日两国之间，不但人民要往来，人民还要影响政府，改变政府的态度，两国才能友好。”
——《周恩来外交文选》
材料四 2001年，在中国的推动下，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中国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4万余人次。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必须一边倒”的合理性。
（2）指出材料二所体现的外交原则及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20世纪70年代促进中日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4）综合材料一到材料三，说明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外交政策的变化趋势。
（5）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外交成就及作用有哪些？
10 . 材料一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周恩来说道：“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争同样应该停止。”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而非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亚非会议公报指出：“自由和和平是相互依靠的，自决的权利必须为一切人民所享有，自由和独立必须尽可能不迟延地给予现在仍旧是附属地人民的人们。”
——摘自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二 1955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在万隆举行会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绝大多数国家作出了求同存异的努力。会议提出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主张“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决议“在实际可行的最大程度上互相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扩大多边贸易和支付范围的原则，稳定本区域商品贸易。倡议亚非各国人民“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恢复他们旧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接触”。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将作为一件世界大事载入史册”。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一改变的突出特点就是不再强调与美国结成共同抗苏的战略关系，但同时也并非重建中苏同盟。这个重要转变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使中国能够真正把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点更加鲜明。
——摘自孙大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4卷）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述共和国初期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指出亚非会议公报对各自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所表明的立场。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亚非国家在合作发展方面的诉求，简述上述诉求提出的时代背景。
（3）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三中“一条线”的战略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突破的主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