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基辛格于1971年10月先行到京。周恩来与其就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展开磋商。在起草过程中，美方力图把美国从台湾撤军同中国保证只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同意的。经过反复斟酌，最后美方重新提出台湾问题的立场，写入后来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周恩来对这一表述方式表示赞同。双方终于取得了谅解。
——摘编自陈天绶《初学集》
材料二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00个左右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涵盖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当前中国在全方位外交中重点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对外构建伙伴关系不是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而是根据合作层次、领域、范围以及亲疏，建立了一系列内涵不同、领域广泛的伙伴关系。如“全天候”“全方位”“全面”“友好合作”等，体现出中国与不同国家外交关系的性质。一言概之，结伴不结盟，超越了冷战思维，摒弃了霸权主义，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苏格《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从中国的视角分析周恩来与基辛格展开磋商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结伴不结盟”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说明中国“结伴不结盟”外交对国际关系发展的意义。
| A．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 B．有利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C．强调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 D．构建起平等互利的多边体系 |
| A．益于维护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 B．受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影响 |
| C．以稳定国际局势为基本出发点 | D．是国际影响力扩大的表现 |
| A．行在服务于国家中心工作 | B．极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
| C．注重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 | D．切实地落实了不结盟政策 |
1960年第一季度 | 1975年第一季度 | 1985年第一季度 | |
积极报道 | 0 | 2 | 51 |
消极报道 | 323 | 81 | 88 |
中性报道 | 16 | 10 | 224 |
这反映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
| A．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支配 | B．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 |
| C．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和务实性 | D．不受任何国际形势的干扰 |
材料一 1840年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晚清王朝死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中国外交体制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近代中国逐渐调整、变通、改革传统外交观念，接受、适应与运用西欧国际观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一转变中,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瓦解,清政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逐渐频繁,对外认识也愈发加深,外交观念亦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外交政策更加务实,乃至出现了专职的外交机构,这一切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摘编自王琦 李翔《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变化发展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为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政府及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通过与苏联的结盟和争取广大“中间地带”来维护新中国政权的政治安全,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建交过程中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基本前提和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任务转变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由之前的侧重政治上的互利变为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维护国际利益的前提和首要任务。为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确定了“大融入”的战略取向,把“入关”和“入世”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开始注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球治理平衡相结合。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外交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变的背景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与1979年以来外交重点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9年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的重要作用。
| A．逐渐摆脱意识形态干扰 | B．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
| C．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 D．致力于打破国际旧秩序 |
| A．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
| B．使中国肩负起重建世界秩序的使命 |
| C．稳固了中国在联合国里的大国地位 |
| D．为经济建设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
材料一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制定“五年倍增计划”，逐步提升对外援助规模，并开始将外援动机与政治安全等问题挂钩。与以往外援主要服务于经济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内阁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来扩大日本在受援国的政治影响。1982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日本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战略性援助”。通过对外援助，日本加深了与被援助国的交流，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实现了多重收益。
——摘编自刘艳《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二十余年间，通过对外援助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并多与受援国直接沟通，其中援助多用于反帝反殖活动。1979年，邓小平表示：“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认为但具体办法要修改。”.1980年5月，我国政府明确指出援外既要“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为“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贡献”的方针。互利共赢成为此时对外援助的核心原则，以改变过去对外援助多采取单方面无偿援助的做法。我国还开始通过多边渠道提供对外援助，如1985年，我国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了270万美元的捐款，并为其融资提供便利。随着援助经验的积累和丰富，我国逐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外援格局。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79年前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发生的原因。
| A．加强亚非拉国家间友好关系 | B．谋求区域间的和平与发展 |
| C．推进区域国家间结盟友好 | D．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