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一个以编户齐民为基本单位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自由占取土地，但只能占取本户现有劳动力可能耕种的面积，也因为地多人少，无地之民可以占领荒地耕种，无须以其他方式出卖其劳动力，所以此时绝大多数的农户都是自耕农，所据有的耕地面积也是相对平均。然而这种平均分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一旦荒地被占取尽净，土地又恢复为稀有生产要素，企图扩充农场之人只能从他人手中购入土地，于是分化过程便开始了。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改朝换代，都会出现大量荒地，供人自由开垦，便形成一次地权的再分配，也就是农村分化的新起点。对于农村中的分化过程，有些人曾经强烈地表示不满，主张实行限田政策，但是在大部分时间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二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在进入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地矛盾逐渐凸显。一方面，地主们占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拥地自重），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土地而破产。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由于土地政策的挑战，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十来年表现的成果几乎全部导源于农民工作积极性之提高。换言之，全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幅升高。

——摘编自赵冈《传统农村社会的土地分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材料一

勤俭观念在我国古代产生很早。从殷周时代开始，人们即认识到勤俭不仅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而且关系到国运的兴衰。商初大臣伊尹曾对刚继位的太甲提出建议：“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把俭与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更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践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西汉立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极端缺乏，统治者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以“寡欲”“无为”的黄老思想治国，提倡俭朴的道德风尚。

——摘编自杨明辉《我国古代勤俭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崇奢思想”有其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有着它独特的积极影响。陆楫（1515--1542）被后世认为是明朝中叶崇奢观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并且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谋生手段，主张国家应制定崇奢的消费政策。——摘编自刘志丹《明朝中后期崇奢思想探析——以陆楫、郭子章为例》

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

材料一

在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这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同时，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而囤积物资，并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从而影响社会秩序。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之一就是让“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加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摘编自张丽慧、郭家慧《“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元杂剧《东堂老》中，富商赵国器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扬州奴托付给好友李实（东堂老），但扬州奴在父亲死后肆意挥霍，把家财败光，最终沦为乞丐。之后因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痛改前非，变得勤俭刻苦。最后，东堂老把赵家的产业交还给扬州奴。诚然，剧本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扬州奴“败子回头”的故事，引出俭成奢败的教训，也表彰了东堂老的信义行为，但剧本始终贯穿着更深刻、更值得重视的思想内涵——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可。《东堂老》这种重商、颂商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元代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

——摘编自戴汝庆《从<东堂老>看元代中后期对商人态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