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叶至清中叶，在苏州、嘉兴、湖州三府交界处，形成了与世界市场遥相呼应的区域性蚕桑丝织经济圈。下表所示为苏嘉湖区域蚕桑丝织圈市镇经济交往网络。

注：⊙跨区城集散中心□区域内集散中心▲仅辐射四乡的集散地

——摘编自罗婧《世界市场与苏嘉湖蚕桑丝织经济圈》

材料二   近代以来，德国鲁尔区城市发展经历了单一的煤矿城市—钢铁城市—化工城市—综合性城市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为支柱的德国（西德）鲁尔区开始衰落。1962年，汽车巨头欧宝开始在波鸿建造汽车制造厂，此后的十年间，波鸿鲁尔大学、多特蒙德大学和埃森大学纷纷建立。1964年，鲁尔地区第一家购物中心在波鸿—鲁尔公园附近建成。1977年，在波鸿—达尔豪森铁路仓库空旷的建筑化身为一座文艺范儿十足的铁路博物馆。1979年，鲁尔区第一个工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古老的船闸成为工业时代的象征被保存下来，无数欧洲人慕名而来参观幽深的采煤巷道。2010年，埃森作为鲁尔地区53个城市的代表，被授予“欧洲文化之都”称号。

——摘编自白孟宸《向黑暗的黄金时代说再见战后鲁尔地区的转型与新生》

材料一

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来看，宋代全国耕地约5.6亿亩，明代约7.842亿亩，清代达到9.248亿亩。宋代年平均粮食产量为464亿斤，明代则上升为696亿斤，清代剧增至2320亿斤。毫无疑问，这些农业上的成就与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材料二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赣商、鲁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一 与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货币需求，“中国铜钱热”由此兴起。两宋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适应了香料、象牙等零散土货的交易需要，因而蕃商“非铜钱不售”。宋廷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慷慨地向外国贡使回赐铜钱。海外诸国多通用铜钱，交趾“下令其国，（铜钱）许入不许出”，日本则将宋钱定为法定货币。各国海商“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来华贸易常夹带海量铜钱，以为镇国之宝”，导致“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的局面。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荷兰“马剑”、英国“站洋”等流通最广。有学者估测，明代输入福建的西方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9347.74万两。由于计数简单、样式精美、便于捐带，官民交易、完粮纳税、商业记账等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明末以来，福建商民乃至地方官府依外洋形制、重量、成色，仿铸银元。随着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融资日益便利，私营瓷窑、民营制糖作坊等蓬勃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中期漳州府6县仅有11个市镇，明末则发展为10县，69个市镇，“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

——据叶伟奇《钱从海上来一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福建的外国银币》等

材料一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的计策，重筑都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最早基础。秦汉时苏州地广人稀，主要营建一些地方政权使用的衙署宫室。隋朝610年京口至余杭的运河南端开通，苏州自此成为江南运河的航运中心，这为此后苏州经济的迅速繁荣打下了基础。安史之乱后“天子去蜀，士多奔吴”，苏州人口直线上升，城市空间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朝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日益繁华和开放。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尚文抑武和太湖地区印刷刻书业的发达，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范仲淹首创苏州府学，知名学者辈出，习文之风盛行。明中叶以后，苏州已成为在全国占居重要地位的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大城市。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密集，消费的奢华，文风的盛行，使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和多元，城市形态也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

自春秋建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火都涉及苏州，前期有吴越之战、苏竣叛乱和侯景之乱，中期有隋杨灭陈、唐末割据、金兵南侵、蒙古人入主和张士诚兵败，后期有清军屠城，其中不乏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经历了一次次崩溃和修复的周期性振荡过程。

——摘编自陈泳《古代苏州城市形态演化研究》

材料二   

徐扬，苏州人，清代著名画家，曾创作一幅纸本画作《盛世滋生图》（局部），反映了清朝中期苏州商业的繁荣景象。

材料一   明清时代，地主经济的剥削形式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永佃权的出现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永佃权是佃农在按租约交租的前提下，永久租种某块土地的权利，地主出卖转让土地，不影响佃农继续租种。这种权利称永佃权，也叫田面权。在实行永佃制的情况下，土地的耕作权和所有权分离了。具有田面权的佃农，不但可以长期使用这块土地，并且有将田面权出卖、抵押和典当的自由。但佃农必须依约向地主缴租，租额较一般的土地为轻。有田面权的土地，地主一般不能撤佃，如过了一定的期限（比如说三年）不缴租，地主就可以抽回土地，佃农的田面权也就不能保持了。

材料二   明清时候，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比前削弱，地主雇用农民种田的情形已比较常见。小说《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说：“那卢柟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岁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资，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能雇“整百”雇工的，自然是大地主。当时，有一二百亩土地雇三、五个雇工的地主是比较多的。雇工有长工（即长年）和短工（即忙工）的不同。长工受雇的时间比较长，比如在半年或一年以上；短工则只在农忙受雇一个短时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