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部分文化情况简表

	仰韶文化	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	龙山文化	齐家文化
时间 跨度	距今 7000-5000年	距今 6000-5000年	距今 5300-4300年	距今 4500-4000年	距今 4200-3600年
特色 文物	彩陶盆	玉龙	玉琮	蛋壳黑陶杯	铜镜
分布 范围	黄河中游	辽河上游	长江下游	黄河中下游	黄河上游

材料二

部分铭文释意：“在四月丁未这一天，周康王对宜地进行占卜之后，命令虞侯夨（cè）说：把你迁到宜地，赐给你好酒一卣、圭瓒一陈……赐给你土地和人口。”

材料三

部分内容释意：“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政府下达到所辖各县的政令文书，由各县负责传达到有关官吏与部门，并予以执行……”

材料四

悬空寺三教殿，位于山西大同，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殿阁内雕塑中间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左边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右边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材料五 明中叶以后，粮食、棉布、生丝、食盐、烟草、瓷器等都成为主要的商品。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杭是丝织业的中心，景德镇是拥有数十万人的瓷都。商业大城市有三十余个。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民间大小交易多用银，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在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进行贸易。晋商遂自汉口运茶叶前往恰克图，俄商得茶后再经西伯利亚转运至圣彼得堡，从而形成了中俄"万里茶道"。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一度高达94.9%。17世纪时的俄国，茶叶仍是"城市奢侈饮品";到19世纪初，饮茶之风已在俄国各阶层盛行。在中俄贸易过程中，晋商获利丰厚，而俄国除商人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之外，政府也能通过茶税获得相应收入。

——摘编自张应龙《略论近代中俄茶叶贸易》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商遂径直前往汉口收购茶叶，并设茶厂加工茶叶，再经海路转运至恰克图进入俄国，后又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俄商不仅介入汉口茶叶贸易链的各个环节，而且还利用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以及先进的技术，打垮了中国茶商。此后，随着英商的退出，汉口茶叶贸易基本上为俄商所垄断。处于垄断地位的俄商往往故意延迟、压价收购茶叶，造成中国茶农连年亏损，中国的茶税也因而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灵玢《全球史视野下中俄茶叶之路的变迁》

材料 明建国伊始，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地主豪绅大肆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明宣德四年（9年），宣常下诏江南官田改料减征，每亩减十之二三至周忱为江南巡抚时，实行“里甲锥”制度，把原本应接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抑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封建国家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改革中“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商人遂不再买田。资本因而向城镇集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织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等经贸区。海禁的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

材料一从汉代多种史籍来看，汉武帝之时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经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的两次战役之后，西汉已基本将匈奴的势力从河西驱逐出去。控制河西走廊后，西汉逐步设置了郡县，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还将移民屯田扩展到西域。汉长城在当时称为“塞”，包括城、障、燧、亭等设施的汉塞集军事防线与交通渠道为一体。将长城延伸至河西、西域，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

——摘编自荀长玲，徐黎丽《两汉对丝绸之路开通与维护的贡献》

材料二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商业的繁荣程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繁荣的海外贸易也为宋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摘编自许尔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材料一 与宋朝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在60个以上，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频繁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货币需求，“中国铜钱热”由此兴起。两宋铜钱制作精良、币值稳定，适应了香料、象牙等零散土货的交易需要，因而蕃商“非铜钱不售”。宋廷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慷慨地向外国贡使回赐铜钱。海外诸国多通用铜钱，交趾“下令其国，（铜钱）许入不许出”，日本则将宋钱定为法定货币。各国海商“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来华贸易常夹带海量铜钱，以为镇国之宝”，导致“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蕃舶”的局面。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多行使洋钱”，西班牙“双柱”、墨西哥“鹰洋”、荷兰“马剑”、英国“站洋”等流通最广。有学者估测，明代输入福建的西方白银数额5152.26万两，清代输入9347.74万两。由于计数简单、样式精美、便于捐带，官民交易、完粮纳税、商业记账等多以外国银币结算。明末以来，福建商民乃至地方官府依外洋形制、重量、成色，仿铸银元。随着银币大量流入，民间融资日益便利，私营瓷窑、民营制糖作坊等蓬勃发展，农副手工业产品“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中期漳州府6县仅有11个市镇，明末则发展为10县，69个市镇，“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

——据叶伟奇《钱从海上来一从海上丝绸之路流入福建的外国银币》等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