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在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丝路贸易重新兴盛。通过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元廷分别与欧洲、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建立了外贸联系。中西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海港遍布东南沿海，尤以泉州、广州等七处为重。统治者在海港城市专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使得舶来品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前代，且增长趋势明显。诚如时人所称:泉州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仅胡椒一项，数量非常可观”，“而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的胡椒，就相形见绌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舶来物品输入沿海港口后，由商贩们贩运、销往全国各地。我国商舶东起高丽、日本，西抵非洲海岸，十分活跃。
——摘编自王珍曙《元时期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相继出台、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更鲜活的动力。其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14%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是1978年的23倍，位列全球第七。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90%。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对外贸易主体构成实现了多元化。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对外贸易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明代中叶以后，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帮中，徽商活动范围极广，“足迹无或不到”，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晋商与陕商的合称）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商帮的特点。
材料二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指出：“华商虽有各商帮组织，但互分畛域，各行其是，每当与洋商交易往来，总不能相敌。”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率先成立商会，并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1912年全国性商会组织成立。商会是所在地区的不同籍贯、不同行业的商人组成的新式商办团体。20世纪初，上海商务总会倡导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多地商会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商会还积极参加了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领导商人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近代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其影响力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伍继延《从“商帮”到“商会”》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商会成立的背景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材料二 有学者提出，大体而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几乎是纯粹的自然经济；自宋元时期，一种新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在自然经济的“死水”中泛起了“微澜”；到了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又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经济完全相悖的新经济的萌芽。
材料三 （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马世力《世界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时期“商业革命”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的“新经济的萌芽”指的是什么？
(3)根据上述材料，指出宋朝“商业革命”与西欧“商业革命”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有何不同？
材料一 宋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日海上贸易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主要有丝绸、铜钱、书籍、药材等。宋朝商船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选择定居日本，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安时代的权臣平清盛掌权时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亲自会见宋商，整饬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中心由博多移至京都，而宋日贸易也成为了其内政外交的基石。
——摘编自邵艳平《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率庞大的商贸舰队，满载丝绸锦缎、四书五经、名家绘画、茶叶、瓷器、纸张等中国物产，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秉持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原则和“厚往薄来”“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郑和下西洋体现明王朝“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中华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共事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征程。
——摘编自朱丽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早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日贸易对日本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下西洋的作用。
明初对于四夷朝贡，明太祖确定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而薄来”。永乐朝以来，西番朝贡制度出现显著变化。一是僧人（或假此身份）逐渐成为西番朝贡使团的主体，二是明朝对西番朝贡赏赐的对象扩大，按员给赏。再次，入贡番僧还多在沿途购买军器、私茶等违禁物品，甚至贩买人口，时常引发民事纠纷乃至刑事案件。隆庆元年（1567）明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八月，户部报告“京帑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为此，明宪宗决定从“冒贡”违制入手进行改革，实行定贡期、定人数、定贡道，加大对当地官员随意遣送的惩治，减少对西番僧人的供俸赏赐等措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朝贡的天下理想与王朝治理的经济理性之间张力的弥合，反映了以“厚往而薄来”为基本特征的朝贡制度在王朝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中的衰落与转型。
——摘编自曾现江张凯强《明朝隆庆三年西番朝贡制度改革：天下理想与经济理性兼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番朝贡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碡（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止“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令，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严重打击。民间贸易断绝，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和明朝进行交易。
——摘编自马明玉《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
(1)根据材料一、二，分析宋代海外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一 “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
材料二 宋代海上交通路线图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说明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是如何“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分析其政策的特点。
(2)写出宋朝三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分析宋朝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从普遍的教育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摘编自乔纳森·斯彭斯《新闻周刊》
材料二（宋代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海外贸易……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摘编自谢和耐（法国）《南宋社会生活史》
材料三 明清时期，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具体史实，指出宋代在文化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主要表现并说明宋代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在商业方面的主要表现。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并分析阻碍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1)依据材料一，指出天津的城市职能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变化及原因。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侵略给天津带来的双重影响。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