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时期，海外贸易有了快速发展，为了管理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唐朝设立了市舶司主管对外港口的贸易活动。宋太宗曾派内侍8人，带着国书、礼物和丝绸，前往海外各国出使，主旨是邀请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宋仁宗时又下令地方官设法招引外商，给予优待，以便外国船多来一些。市舶岁入约11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1/60。市舶司还负有接送外来船舶、保护和接待外商的使命。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一   中国并非内陆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古代不乏向海洋谋求民生利益的卓越人物，但他们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较少侧重航运的展开。中国古代交通事业中，侧重点是在陆上而非海上，海洋交通未能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虽然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人们没有忘记祭水，但河川总是置于海洋之前。明朝时期的郑开阳在《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提出“经略海上”的构想，但主要也是集中在近海，而且主要出于防范倭寇侵扰的目标。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材料二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一   18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海外贸易空间在四个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1世纪前后至6世纪，中国主要出口黄金和丝织品，海外贸易规模很小，海上贸易地域大体上局限于南海。6—10世纪，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力，中国的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大量的订制生产和出口，海上贸易扩及日本、琉球和朝鲜。10—14世纪，许多中国大型船舶停泊于印度西海岸，中国也成为东海、南海和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15—18世纪中期，借助于西方开辟的世界市场，中国的丝、瓷器和茶叶出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空前扩大，并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摘编自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球经济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二   由于有了这个（欧洲）新的大客户，中国的三大出口商品——丝、瓷器和茶叶——的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8世纪中后期，中国出口的瓷器、茶叶和生丝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是输往欧洲。因此到了这个时期，欧洲成了中国商品的最大买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似乎转了一个大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情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西欧，成为世界贸易的两大主体：中国出口，西欧购买。不过不同的是，如今中国和西欧之间的贸易，不再经过无数的中间人，也不再是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而是在欧洲人开拓的世界市场这个广大的天地中，借欧洲人之手，把中国商品送到欧洲和美洲，换回中国商业经济发展亟需的、同时也是国际贸易赖以进行的硬通货——白银。到了此时，中国的海外贸易的空间范围达到最大限度，扩展到了全世界。

——摘编自李伯重《中国海外贸易的空间与时间——全球经济视野中的“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礼器40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贡器和900多枚铜镬……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摘编自《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集体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这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