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王珍曙《元时期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相继出台、关税水平大幅降低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更鲜活的动力。其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14%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是1978年的23倍，位列全球第七。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90%。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对外贸易主体构成实现了多元化。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摘编自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宋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日海上贸易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主要有丝绸、铜钱、书籍、药材等。宋朝商船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选择定居日本，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安时代的权臣平清盛掌权时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亲自会见宋商，整饬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中心由博多移至京都，而宋日贸易也成为了其内政外交的基石。

——摘编自邵艳平《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率庞大的商贸舰队，满载丝绸锦缎、四书五经、名家绘画、茶叶、瓷器、纸张等中国物产，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秉持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原则和“厚往薄来”“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郑和下西洋体现明王朝“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中华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共事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征程。

——摘编自朱丽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早期传播》

材料一   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崛起，隔断了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陆路贸易通道，于是东南方向的海路就成了后来的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南方人受传统束缚相对较轻的经济观念，有利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南方耕地面积扩大，稻、麦、茶、桑、甘蔗的种植更为普遍且产量很高，并成为出口产品，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恰逢此时活跃的阿拉伯商人将贸易视线转移到东方，积极地向东方开辟商路，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出入我国沿海口岸。宋代政府也积极鼓励外商来华贸易，还对市舶官员招徕蕃商的行为予以奖励。

——摘编自曹中原、刘常青《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及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中国茶叶贸易不断衰退。1889年．福州本埠茶叶贸易的衰落影响着各个阶层官方抱怨厘金或内地茶税减少，当地则失业人数增多，这些成为可能发生骚乱的根源。随着茶叶出口不断衰落，福建省的茶厘、茶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茶叶主要外销区域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茶叶外销衰落后，业茶无利，人们为谋生不得不将目光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他们将茶园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甚至种上了鸦片，或将茶园改作墓地以牟利。这种状况从茶叶外销著名省区福建、广东可见一斑。

——摘编自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

材料三   发达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过度支持和保护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过剩又必然使农产品价格下降甚至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被低价倾销。在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基本框架内，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必然向减少政府保护和开放市场方面调整。发展中国家则会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削减产品出口税，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适度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扩大出口的机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其农产品生产和整个农业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和增加生产资料进口，反过来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消费与生产合理化。

——摘编自娄源功《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农业的影响》

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璧皮、碡（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占大多数。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在各个外贸港口城市还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广州和泉州现在还有许多蕃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摘编自《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三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对“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罢福建（泉州）市舶司，严海禁以防倭寇。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止“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令，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泉州沿海商民受到严重打击。民间贸易断绝，外国商人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和明朝官方进行贸易。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外国商人冒充国家使者，打着“进贡”的旗号和明朝进行交易。

——摘编自马明玉《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

材料一   我国古代手工业部门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为封建政府服务。工匠虽支领口粮和工银，得到低微的劳动报酬，但却是一种封建差役的性质，工匠作为一种终身职业且世代相传，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织造局内的官吏对工匠进行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表现出封建的强制性，胥役利用经手发放工价，用银两成色和分量来克扣。发放工匠口粮不按期，量米用不同的斛斗，侵冒勒索更是常事。

——摘编自董粉和《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技术特点分析与思考》

材料二   汉阳铁厂是当时我国最大的一家钢铁厂，该企业实际生产数量与预计相差很大，开炉一年零两个月，仅生产生铁 5650余吨，只是预计的六分之一，生产各种钢3090余吨，仅及预计产量的十分之一。以后的产量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由于燃料不能自给，所用焦炭大部分要依赖外国进口，每吨洋焦炭价格高达20两白银，每炼一吨铁要耗焦炭1.1吨以上，值银22两左右。当时每吨铁的价格只值银20两，抵偿不了焦耗金额，形成铁炼得越多企业亏损就越大的局面。加之产品销路壅塞，资金周转十分困难。张之洞惨淡经营六年，耗资达 583万两白银，但实未能炼及合用生铁一吨，因为亏折太大无法维持，只好宣布官办失败。

——摘编自尹承国《洋务派民用企业经营效果及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