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业产量的增长来看，宋代全国耕地约5.6亿亩，明代约7.842亿亩，清代达到9.248亿亩。宋代年平均粮食产量为464亿斤，明代则上升为696亿斤，清代剧增至2320亿斤。毫无疑问，这些农业上的成就与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摘编自沈定平《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

材料二

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赣商、鲁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一   唐都长安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之一。宋代时，政府实行恤商政策，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唐朝以长安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还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国际性的水陆交通通道，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亚非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交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国内市场的联通，也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对外贸易的税收成为南宋政府的重要的财源。商业资本的扩大和商品交换的频繁，从而使货币铸造量猛增，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时期应运而生。

——摘编自《商品经济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

材料二   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苏、松、嘉、杭、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杭州的唐栖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正统元年（1436年），鉴于社会上“钱贱而不便大用”“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客观事实，明英宗下令“弛用银之禁”，于是“朝野率皆用银”。

——摘编自滕新才《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二重性质诱论》

材料一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手工业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有关海禁、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出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税，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迅速与世界市场衔接，变成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一个依附的部分。市场的变化影响产业的变化。受影响的部门，第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他们逐渐地与世界市场发生了关系，处在这种关系中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命运便逐渐地由市场摆布，被操纵在国际资本主义手里。第二是现代工业，机器、设备、技术、资金方面依赖外国市场。在工业结构与部门方面，那些有限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行业优先发展，如丝、茶等出口加工业。第三是金融业，中国的货币愈到后期对世界金融市场依附性愈浓。

——摘编自赵德鑫《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三 2018 年后，中国推动自主开放，如主动降税，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如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随着经贸发展的需要，中国不断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相继出台。

——摘编自薛荣久、杨凤鸣《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