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一
材料二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开府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统领大宛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康居等游牧诸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
——《中国历史》教材
材料三唐代交通比秦汉时期有显著进步，且为隋宋所不及，全国交通干路往还交织，干路之长，至少应在二万五千里以至二万六千里。唐驿站三十里一置，共有驿站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朝的都城长安为中心，基本上与各州之间都有通道，各方路线俱自长安辐射。唐代大运河的使用，提高了东南诸郡在全国的地位，在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的域外交通“入四夷之路，最要者七"，尤其是丝绸之路上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以及广州通海夷道，路线最远。
——结合网络材料整理
（1）指出材料一所反映的史实并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朝设置西域都护的意义
（2）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唐代交通发展特点
材料一 清康熙时解除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海关设置后即制定税则，不分进出口，往来贸易统一征税，包括正税和杂税，税率总计10%左右。乾隆时期对浙海关税率提高两倍，试图“寓禁于征”，但效果不显著，之后实行粤海关一口通商。
——摘编自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等
材料二 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交纳关税，根据这个税则，一些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较原来粤海关实征的税率大幅降低，出口税率一般也比过去降低。此后，列强利用协定关税权，一再压低中国进口税率，使其长期低于出口税率。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海关税率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附城草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自1405年到1433年，郑和的7次远航中，丝织品是贸易的主要物产。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归安县“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况在本地,家家织经”。江南官营织机有3 500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徭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灏家就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
材料二 从18 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是近代工厂制的兴起时期。1786年，曼斯菲尔德的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姆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在韦奇伍德埃特鲁利亚制陶厂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如拌土车间、制胚车间、上釉车间、烧窑车间、上彩车间等,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所指定的一道生产工序。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代江南丝织业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厂生产的特点，并分析工厂生产方式的出现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这主要是中国官商合作的单项贸易，所以，这条海上丝路的重要性远不若陆上丝路；其所谓“官商合作”，是指属于官方的“译长”或“译使”，会同民间商人“俱入海”；其所指“单项贸易”，是因中国方面，“赉黄金杂缯而往”，以购“夜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啤供皇室与贵族所用，致有为官府采办之实，何况这些国家的主角——黄支国，据近代学者考证，似为《大唐西域记》中印度境内之建志补罗国，如此，则已程不国，应即当时之狮子国，今日之锡兰，这些国家在汉的经济开发及对贸易的重视程度，均远逊于当时的中亚与地中海各国。
——摘编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欧洲文化浸荡全世界的工具，也不止一个，其中有的是武士政客，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传教士，或教育家。凡以上各类人物势力所到之处，那里便不免成为白人的属地。但如武人政客的势力，弱于商人或教士等的势力，那么白人所到之处，尚能多少保持他们的自由权。不过承受欧洲文化的一件事，却仍是不能免的。换句话说，即是现在地球上的各处，无论是自由的，或是欧洲的殖民地，他们是没有不再承受欧洲文化的了。
——摘编自陈衡哲《西洋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及开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发展状况。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简要评述中西方海上商路的开辟。
材料一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农产品的交换与流通日益频繁，农村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的聚落。随着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人民以副业生产中寻找生活的出路，广泛种植棉花和从事棉坊织业。商贩在农村的某些交通便捷之处设立收购点，又将北方的棉花转贩到江南。这样，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商业活动，促成了江南地区市镇的蓬勃兴起。植桑养蚕产丝是江南农民的另一个主要副业。从16世纪到18世纪，江南地区各州县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加一二倍以上，许多为市镇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快速发展成力地方贸易中心，且往成为数千户或万户人口的大市镇。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说明唐代长安城和北宋东京城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特点，并简析江南地区市镇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在进军岭南过程中，为解决粮草运输困难，秦始皇命监御史禄主持开凿水渠。该水渠利用湘江、漓江源头相距较近，水位差仅数米的自然条件，横断湘江，另开南、北两条分水渠…到了明代时，官员重修该水道，仍认为它“当南服往来喉舌之地。田畴之灌溉，舟楫之通塞系焉。”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兴安县志》
材料二 中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是从农具作用于农事活动开始的。农具演变是与农业的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纵观农具发展历史，铁质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农具的形态和功能在其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只是局部的改进，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苏黎《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演化特征及成因分析》
（1）指出材料一中“水渠”的名称，并概括该“水渠”修建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结合汉代农业耕作技术进步的史实说明“铁质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并分析古代中国农具形态和功能“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 中国并非内陆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中国古代不乏向海洋谋求民生利益的卓越人物，但他们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较少侧重航运的展开。中国古代交通事业中，侧重点是在陆上而非海上，海洋交通未能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虽然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人们没有忘记祭水，但河川总是置于海洋之前。明朝时期的郑开阳在《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提出“经略海上”的构想，但主要也是集中在近海，而且主要出于防范倭寇侵扰的目标。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成就与局限》
材料二 从古代世界的希腊、腓尼基、罗马到近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欧洲的文化中，海洋总是与商业贸易紧密相连。实际上由古至今，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根本出发点都是源于争夺海洋中的无限利益。除了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新航路的开辟更是把贸易范围扩大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欧洲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阔的殖民地，海洋迅速成为了创造财富和扩张领土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编自刘家沂等《中西方海洋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经略海洋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欧洲海洋文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欧洲重视海洋的原因。
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 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冢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及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摘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
——摘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0 . 材料 清初，承袭明朝赋役制度，分别征收地银和丁银。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51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以现在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康熙55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并逐渐推行于全国。这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摊丁入亩规定地丁完全按田亩征建制度下按资纳税的原则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劳役税和实物税最终化合成了单一的货币税。但实际上摊丁入地后，直至清王朝最后灭亡，田赋附加不断加重。
——摘编自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进行赋役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康熙赋役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