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动因多样，安全保障、行政管理、交通枢纽、土地状况、农耕技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等皆为古代城市起源的动因。中国古代城市的核心区是行政和宗庙结合的功能区；背北面南成为公共建筑布局的重要主导原则；科举和官学（包括私学）机构是城市的重要设施；城市的行政、宗教、教育等设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的腹地居民；工商活动一般在空间布局和营运上受到歧视和严格控制；城市虽设城墙和门卫，但一般人员的往来和在城内居住不受限制。……宋代以前，城市大多具有政治或军事功能，宋代以后，不断由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转移。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在乡村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数量大大增加，人口显著增长，规模日益扩大，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并逐步发展成为都市，……灿若繁星。中国城市文明自成体系，它是土生土长的，与世界其他城市文明特别是中世纪西欧出现的城市有很大差别。

材料二     欧洲城市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古希腊罗马古典城市，4世纪后，古典城市走向衰落，后多被废弃。二是中世纪欧洲城市重新兴起。开始于10世纪，13世纪达到高峰。城市兴起于封建主的土地上，居民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封建主经常把城市居民作为农奴对待，或者以领主身份干涉城市的经济活动，引起城市的不满。城市市民联合起来，通过多种手段（如行会）与封建主进行斗争，取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在争取城市自治过程中，国王经常站在城市一边，支持城市自治（如法国）……。城市的兴起，有助于王权的强化和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古时期产生的议会中，都有城市代表（如英国议会和法国三级会议），说明那时的城市已经具有重要地位。19世纪开始第三次城市运动，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了现代城市。

——以上材料均整理自《经济与社会生活》教师用书》

材料一   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使执政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矛盾最集中的又莫过于对商业的管理。面对新形势，宋廷没有囿于传统，而是积极应对，在牙人、行会和伪钞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伟超《宋代城市新兴商业管理制度》

材料二   从清代前期江南省、府、县三级官员的若干政令文告集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于田土、房屋产权交易俗例的规范，货币与度量衡、牙行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维持，以及某些市场活动的管制，均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商业与市场管理在明清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地方官员面对商业经济问题时，基本都提不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只有类似“严拿究处”“置之重典，决不姑容”等疾言厉色的训诫，即便佐以枷号、杖责、徒刑之类的威胁，在行政上仍缺乏实施细则、有效的监督和执法力量，只是一纸空文。

——摘编自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

材料一

画家描绘了多个社会问题，孤立地看，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或可供欣赏的噱头，联系起来看，则是一桩桩有着内在深刻联系的失政之象，特别是画家超出了绘画表现事务的常规，描绘了一系列交通险情如惊马闹市、船桥欲撞等，这绝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描绘这些，既不是画家创作的突发性，也不是开封生活的偶然性，而是北宋末年日益衰微的朝廷政治必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一个受儒家思想熏陶、善于针砭现实的画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

——余晖《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

材料二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现实主义风俗画卷，仿摹者众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版本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合作画成。清院本对复杂的生活作了集中、生动的概括，以简练的笔法动静结合，再现了当时汴京的风貌，增加了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和情节。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是院画中极精之作。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 明建国伊始，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地主豪绅大肆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明宣德四年（9年），宣常下诏江南官田改料减征，每亩减十之二三至周忱为江南巡抚时，实行“里甲锥”制度，把原本应接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抑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封建国家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改革中“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商人遂不再买田。资本因而向城镇集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织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等经贸区。海禁的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

材料   唐朝前期，僧律禁止僧尼畜奴婢、田宅以及资产。僧侣不能从事土地垦殖，尼女亦不得从事纺织。正是基于不耕不织的惯例，多数情况下寺院被排除在世俗税收体制之外，皇寺、功德寺等还享有更多的经济、政治特权。社会中的投机阶层利用寺院特权，将自己的田产以布施的形式寄名于寺进行逃税。在国家税役负担沉重之时，大量贫苦民户便会选择携田入寺，向寺院提供劳动并交纳租金，这显然是要低于世俗课敛的。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寺院原有的经济体系被打破，崇尚自给自足，农禅结合的禅宗重新崛起并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禅宗倡导的禅林经济成为寺院自我供养的主要方式，将农业作为寺院自我供养的途径，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宗的田地主要以自己开垦为主，而且建寺与垦殖区域多处于山地丘陵之间，受地形影响，呈现出分布散、规模小且交通不便的特点，这与前期寺院连田阡陌，尽占膏腴形成巨大反差，禅林经济终结了此前寺院作为大土地所有者与国家争利博弈的时代。

——摘编自景旭、孟娟《唐朝寺院与国家之间的田地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