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罗盘针的使用,我国瓷器、丝绸等商品畅销南洋等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发布诏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两宋政府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置了“怀远驿”“来远驿”等机构以接待外国客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爪哇)、占城、勃泥(加里曼丹)、麻逸、三佛斋(苏门答腊)诸蕃并通货易”。

——摘编自金亮新《宋朝经济立法探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量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外贸市场首先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宣告最终解体。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动,中国东南沿海以香港、台湾等地区为中转基地，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和地区进行贸易,初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地域经济圈。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关注厦门的开发并不断汇款回国,使厦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发展。

——摘编自 刘梅英《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明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儒家理念的商人们透过大行义举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关怀。他们购义田、建学校、办赈灾、置义冢、施棺木、立祠堂，在闹灾荒时平价售粮、烧毁无法偿还的债券等。商人在家庭乃至家族中非常重视对后人进行“怀爱好义”的道德说教，所以在他们中间不乏义贾。这些义贾十分关心家族内部的教育，而且对当地的官学、私学慷慨捐资赠书，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办学兴教。商人们把自己通过经营活动所获得的钱财慷慨捐出，回报宗族，回报社会，是受到儒家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和社会成功动机的驱使，同时也使其经商行为在儒家价值体系中得到某种合理化的解释，人们一向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义与利在这里变成是相通的了。

——摘编自侯杰《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伴随着工业家的大量出现，“自助”观念真正得以大行其道。18世纪中期肇始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那些能够抓住经济变革机遇的发明家、工厂主和商人们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已经习惯了农业社会财富缓慢增长模式的人们对此很不适应，每一个“一夜暴富”的人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欧文就曾提到，在1792年左右，一位著名的棉纺厂主塞缪尔·奥尔德诺在不久前即连续两年每年以获利1.7万英镑而闻名遐迩，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他非常有钱，是织造业和商界的大人物。这种现象强烈冲击着人们的财富观念，并激起他们探究工业家出身和发财经历的好奇心，他们从日常观察中得出了对工业家起源的一般看法，认为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出身卑微，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

——摘编自尹建龙、陈晓律《斯迈尔斯神话：19世纪英国社会对工业家起源的认识》

材料一：明中后期，徽州“贾人几遍天下”，“不知贸迁”而贫困者受到鄙视。福建各地出产的绸、纱绢、铁、纸张、糖及荔枝，柑橘,”下吴越如流水”。景德镇的陶瓷、湖州的丝绵、漳州的纱绢、松江的棉布、杭州所产金箔及胭脂，行销日本，以至于有“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之说。明后期付元初在《论开洋禁书》中说：“西洋”（今泰国、柬埔寨等地）的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皆中国所需要”；占有吕宋（今菲律宾）的葡萄牙、西班牙人，“好中国绫缎杂缯”，潮州丝在原产地一斤值白银一两，运送其地则“得价二倍”。直至十九世纪初，中国手工品在东南亚与东亚地区都保持其影响力。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等

材料二：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夫泰西百工开物成务，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午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

—薛福成《振百工说》

材料三：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材料一   清初沿用明朝“一条鞭法”，商品交换频繁，但弊病日益突出：满清入关后疯狂圈占汉人土地，农民因土地被圈占变成无业游民，社会治安恶劣。“丁额无定，丁银难收”造成钱粮亏空。1701 年，宁波府“黯民倡照地派丁之说，与巨室相持”。为缓和矛盾，康熙年间提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即位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1723 年，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具体做法是废除人头税，把一县的丁役银钱总额分别摊入每亩土地，从土地田赋中征收。此法目的在于抑制土地兼并，控制人口流动，增加财政收入。 但由于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使得人口急剧增长，生产力发展受阻，生产资料的增长无法满足人口激增，定额的赋税使农民的隐形负担加重。而大量自耕农得以生存下来，对封建制度有很大适应力，忙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导致社会商品率的降低，且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排斥性。本质仍然是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无法达到质变。它摆脱不了以往税制改革偏离初始方向的怪圈，实施过 程中人民的负担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减轻，甚至是增加。

﹣﹣摘编自王人骏、曲伟叶《清朝“摊丁入亩”制度探微》等

材料二   1853 年，清政府按惯例允许地方带兵大员自筹军饷，厘金制度应运而生。它最初只是一种地方劝商捐助经费的临时筹饷方法，对镇压各地起义发挥了一定作用。半年中厘金一项收款达 2 万贯，缓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1862 年演变成全国性具有商税性质的制度，虽有税的性质，但实质是一种费。其缺陷主要表现为名目繁多、抽厘行为不规范。同时，地方各自为政， 自定章程，致使征收率不一，越来越高，泛滥成灾，直接影响了民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由于厘金税征收对象多为日用百货，征收方法采取过一卡征一税的方法，1931 年因“对于贸易是巨大的障碍”被裁撤。

﹣﹣摘编自郑备军、顾健耀《中国近代裁撤厘金与当前税费改革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在此时期，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宋仁宗时，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单就从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出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宋代时的中国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50多个国家通商。

——摘编自赖宝成《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材料二   城市的繁荣、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新因素不断成长；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向近代化萌动，这些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并且首先是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的。中国传统社会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因为商品经济在种种束缚中不能充分发展，无法完成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宋代，城镇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初见端倪。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矿冶城镇；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可谓盐业城镇。

——摘编自葛金芳《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

材料二   在宋代，农产品粮食和原先主要是作为家庭手工业产品的绢帛大量走向市场，转化为商品，并且成为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家庭手工业继续发展，而与农业脱离的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因而为纺织手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和蚕桑等，亦相应地发展起来。为供应市场的需要和城市发展的需要，甘蔗、果树、蔬菜等也跟着发展起来。

——摘编自漆侠《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   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当时，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种种迹象表明，唐宋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要组合。

——摘编自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商业繁荣，商业活动突破区域和时间的限制。汴河两岸，店铺林立，人流密集，甚至出现了夜市。城市格局不再有坊、市的严格区分，坊制对商业的空间制约越来越小。

——摘编自彭雨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明中期以后，中小商业市镇大量兴起，还出现了专业市镇，如盛泽镇居民以蚕桑为业，枫泾镇、洙泾镇居民以棉纺织为业，景德镇居民以制瓷为业。专业市镇的形成，是明中期以后国内市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

——摘编自魏千志《明清史概论》

材料三   清顺治年间，严禁商民下海交易。后来又进一步厉行海禁并下了迁海令，同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中断。海禁政策妨碍了中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