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日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一   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苏州的繁华带来了奢侈消费的风尚，使它成为当时的时尚之都，邻近的地区纷起仿效，奢侈消费风尚逐渐弥漫于苏松杭嘉湖诸府所属各县各市镇，并通过频繁往返于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在奢侈性消费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公贵族和上层士绅。他们集特权和财富于一身，成为晚明奢侈商业的最大受益者，并在权力的庇护下，抢占商机，与此同时，商人通过与士大夫相结交攀附，逐渐跻身士绅之列。这一潮流催生出晚明乃至整个帝制晚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那就是绅商，这个阶层将权力与财富相结合，成为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士大夫热衷于奢侈商业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利弊兼有，而绅商形成的另一途径，即由商入仕，则可帮助我们解读何以中国商人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等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英国消费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预示着现代社会给人类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精神愉悦。各种奢侈品如茶、咖啡饮品、食糖、郁金香、衣帽、珠宝、银质盘碟、精致家具以及其他新潮商品充斥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领域。一种感官和精神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被前所未有的刺激起来，弥漫着整个英国社会。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不断由贵族阶层下移到富有的中产阶级及社会下层。由于奢侈品多是与人们追求优雅、精致以及愉悦生活方式分不开的，所以奢侈消费追求直接刺激了奢侈行业的发展。18世纪英国奢侈品制造业有丝绸行业、陶瓷工业，甚至到制鞋业、帽子业以及马车制造业等。18世纪英国最有名的两个金属制品中心是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伯明翰以五金制品和小玩意闻名欧洲，谢菲尔德以刀叉制品闻名，其中伯明翰制造的各种工业品在欧洲和美洲市场深深烙上了“英国制造”的特性。

——摘编自曹瑞臣《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

材料一  宋代前期，蜀地流通以铁钱为主，这使得从事长途贸易和大宗贸易的商人为货币的支付而烦恼。11世纪初，成都16户富商联保发行了一种可以兑换铁钱的凭证——交子。它的形制规范，用统一纸张制作，并制作了特殊记号以防止假冒，任何人都能凭这张纸在参与联保的任意一家商户及其分铺换取纸上所注明的铁钱。从此交子逐渐在蜀地流通开来。

——摘编自何一民等《成都简史》

材料二  到了1859年，随着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的日渐繁荣，黄金的年均产量达到了275吨，是18世纪年均产量的10倍。按照这样的速度，10年内的黄金产量相当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至1848年整个356年间的所有黄金产量。尽管关于黄金大幅增加和物价上扬的警告不绝于耳，但除了19世纪末很短的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并未发生，这一点和16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摘编自（美）伯恩斯坦《黄金简史》

材料三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具有“铸造货币，调议其价值，厘定外币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权力，“各州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货币，不得指定金银币以外的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1792年《铸币法》规定1美元=371.25格令纯银，与在当地流通的西班牙银元同重。……二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黄金支持与赎回功能。

——摘自张兴胜《美元的历史与“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