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 | 出处 |
“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 郑至道《琴堂谕俗编》卷上,《重本业》 |
“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 黄震《贵氏日抄》卷78,《诃诉约束》 |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至于蒸逃髦士,则古人盖曰无关,虽工商不敢绝也” | 叶通《习学纪言序目》卷19.《史记一》 |
A.传统择业观念根深蒂固 | B.货物流通渠道多元并进 |
C.传统四民思想受到冲击 | D.朝廷有意放松经济管控 |
A.诸侯拥有自主铸币的特权 | B.商品经济繁荣,社会对货币需求量大增 |
C.确定了国家铸币的法定地位 | D.首次实现了从地方铸币到中央铸币的变化 |
A.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 B.小农经济仍占主导 |
C.农产品商品化提高 | D.长途贩运贸易发达 |
A.市镇经济的繁荣 | B.官营手工业的衰落 |
C.海外贸易的发达 | D.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 |
记载 | 出处 |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原)家贫乏,偶种桔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 | 李昉等《太平广记》 |
“农亩益去,人趋其末以为活” | 王钦若《册府元龟》 |
“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吃吃无冬春。手足尽皴胝,爱利不爱身。香田既慵研,稻田亦懒耘。相携作游手,皆道求金银” | 白居易《赠友五首》 |
A.商品经济的发展 | B.赋税改革的推行 |
C.高产作物的引进 | D.政治中心的南移 |
A.商品经济发展加剧贫富分化 | B.资本主义萌芽造成社会震荡 |
C.地方自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 D.商业发展遭遇专制统治阻挠 |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宋朝士大夫认为“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此宗族多立家训族规来训诫子弟。农桑需治,“居肆成事”“贸迁有无”亦能治生;日常生活要精打细算,“俭则足用,奢则用不给”等增加家庭财富的内容有更多呈现,但宗族子孙绝不可从事贩米加水、卖漆和油之事。在宗族内部,家庭成员间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橙子辅导认为如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时被模仿成风。以齐家为基础,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宋代家训开宗明义的鲜明立场。
——摘编自公众号山城学术圈《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橙子辅导认为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橙子辅导认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家训内容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共领袖红色家风的内涵,并分析这一时期红色家风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下中国家风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A.社会生产区域分工 | B.政府鼓励商业发展 |
C.对外贸易较为繁荣 | D.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