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朝的海外贸易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宋初在广州、杭州、明州设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舶商货物。进出口货物达400多种，进口商品有香料、珍珠、象牙、药材等，主要出口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与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历史加快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洲际贸易是近代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联系的主要内容之一。三角贸易兴起于16世纪，在17一18世纪成为最重要的洲际贸易，因涉及欧洲、非洲和美洲三地，且其主要商路连接成三角形，故称“三角贸易”。满载着枪支、纺织品、铁器和奢侈品等货物的商船，从利物浦等欧洲港口“出程”；到达非洲后，用上述商品交换被掠来的非洲黑人，然后经大西洋西航美洲，此为“中程”；商船到达美洲后，以这些黑人换取蔗糖、咖啡、烟草、棉花等物品，再运回欧洲，此乃“归程”。一次三角贸易的航程，大约需时半年，可做三笔生意，获得数倍的利润。利物浦等城市因此兴盛起来。

——据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等

材料一   孟子对于农商一列平视，从无重农抑商之主张。孟子以前之政治家，大多亦无重农抑商之主张。有此主张并实行此政策者，始自商鞅。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逐渐膨胀……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初算缗钱”，向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征收资产税，并处罚资产或申报不实者。后又下令“告缗”，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民破”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北宋商税情况简表

——来源：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篇》

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靠商税。”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一 宋代农村经济较以前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广大地区，既不知积肥施肥，也没有水利灌溉工程。荆湖南路的西岸地区，“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在许多地区，“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破之人十常八九”。另外，宋政府财政吃紧，急于敛财，往往拿商人开刀，特别是活动在农村的中小商人，更成为其苛敛的对象。

——摘编自全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

材料三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农民的探索与地方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与相互推动中开始的，粮食等农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最终形成全国性政策。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他看到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萧冬连《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等

材料一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作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摘编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出现了“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方式，集资者之间签订的契约，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19世纪70年代，受西方有价证券及其交易的影响，上海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其发行的股票成为近代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1882年，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首开了中国有组织的华商证券市场的先河。1895年以后，随着一大批近代企业和银行的创立，华商股票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近代中国的证券交易，缺乏相应的规范交易规则，成交的价格往往视外商证券行情而定，投机现象明显。

——据《近代中国华商证券市场研究》等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金陵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愚”“穷”“弱”“私”，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或崩溃。因此，只需要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摘编自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   西周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目的是通四方之珍异，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市场上主要商品不外是奴隶、牛马、珍宝等。国家对市场有一套管理制度，规定体现贵族地位等级和权威力量的礼器和兵器不准入市；贵族买东西只能通过手下的管事和仆役人等去办，自己不能入市，以免有失身份。市设专职官吏——“司市”来进行管理，下面有：分区管理、辨别货物真假的“胥师”，掌管物价的“贾师”，维持秩序的“司虣”，稽查盗贼的“司稽”，验证“质剂”（契约）、并管理度量衡的“质人”，征收商税的“廛人”。《周礼》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记载。……这套做法一直为后世所仿行，影响久远。

——摘引自吴慧《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二   这航海法制定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实际上没有战争，然两国间的仇恨，已达极点。这仇恨在制定这法律的长期议会统治时期已经开始，不久在克伦威尔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的荷兰战争中爆发了出来。所以，说这个有名法令的有几个条目是从民族仇恨出发的，也不是不可能的。……航海法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的。一国对外国的通商关系，像个别商人对他所交易的人的关系一样，以贱买贵卖为有利。但是，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最可能有贱买的机会，因为贸易完全自由，鼓励一切国家，把它所需的物品，运到它那边来。……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摘引自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一   下面是某历史兴趣小组开展研究性学习搜集的三则材料

——摘编自彭雨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81年

材料二   当代学术界认为宋朝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有信息革命、金融革命、商业革命……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功能，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